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3月20-2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继续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可持续而且具有包容性的增长，是本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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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

　　主持人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大家早上好。我们又一次从世界经济回到了中国经济现在这个问题，大家也非常关注。在这个单元，我们请到了六位非常杰出的中外专家，他们分别是：迈克尔·斯宾思，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另外有樊纲，是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有氏家纯一，来自野村控股株式会社董事长。有郑永年先生，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有姚景源先生，是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另外有夏斌先生，是目前中国国务院的参事，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我建议对他们的到来大家以掌声表示热烈的欢迎。

　　时间确实非常紧张，所以，每人的时间只有5分钟。为了便于讨论，我想简单地作一个介绍，主要是关于中国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

　　大家知道，2009年，当金融危机恶化以后，中国经济首要任务，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保增长，保持经济增长，保增长的内涵是扩大就业，保持社会的稳定，保持政治的稳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政策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到今年，我们感觉到，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在发生新的重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中央政府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不变，但是同时，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用最短的话来说，就是要在保持经济继续增长的前提下，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将把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作为今年经济政策的重点。

　　不久前温总理特别强调，要在增长、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我们这一节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它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将从全球视角和国内视角出发，讨论有哪些现实的挑战和风险。下面开始发言，首先热烈欢迎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思先生。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思:非常感谢刘博士。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刘博士刚才谈到的这个话题，我过一会儿会谈。我首先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希望在今天论坛最后和大家再单独交流这个问题，如果大家能够等到那一会儿的话。我想说的是中国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问题。

　　首先谈谈资产泡沫。我想在最近的危机当中有一些教训是可以吸取的。而且一再地可以被大家拿出来学习。资产泡沫是有周期性的，不同的观点认为可能全世界大家都会发现，发现资产泡沫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干预资产泡沫也会是比较困难。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同意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资产泡沫往往是与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及包括很高的杠杆率是相随的。尤其是在居民的层面，因为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这一块，比如包括他们的房屋，包括他们的退休金，以及包括他们的这些资产的储蓄或者投资的领域，我们通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些资产的价值在不断上升。很多人向他们借这些资产，以获得3%到4%的资本回报率，事实上，他们会最后发现，这样的回报并不是真实的。最后他们就不得不进行去杠杆化。

　　当然我这儿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人。我想说，这种危机之后，去杠杆化的确是需要一个额外的更长的时间，但是事实上可以缩短这样一个时间的。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资产负债表进行重新组构，或者进行重组，我们就能够在全球找到新的需求，而且，我们还能够增加将近一万亿美元的需求。另外，我们在未来几年当中还会继续地进行资产负债表的重组。

　　另外，在激励或者经济刺激措施融资的措施方面，它的回报也将是逐渐下降。因此发达国家或者主要受到危机影响的这些国家的国内需求方面，也会逐渐下降。

　　未来我们到底有怎样的一些选项呢？显然，我们仍然对于资产泡沫的概念还并不是非常明确。有一些国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他们需要做一些判断，在做判断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说犯错误。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做判断的时候尽可能避免犯错误。

　　显然，我们是有这样一个选择的。首先是在监管方面，我们要尽可能地对于杠杆进行限制。目的是要避免历史的重演，因此，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减少私营部门的杠杆率，但是同时，公共部门的杠杆率在上升。这可能是对现在情况的一个很好的描述。现在大家都同意一点，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赤字财政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计划，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避免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美元的波动性。现在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政治上的架构或者机制，比如有一个未来五年的规划。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提议，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将一直是中央银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之一。其实，我们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它不应该是中央银行唯一考量的一个问题。央行其实还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关心这个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居民储蓄的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问题。也就是包括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到底谁来进行监管，谁来进行干涉，到底是央行来做这个事情还是谁来做呢？这取决于谁有更多的信息。

　　与此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对于整个体系的认识。而且从长远来说，我们需要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或者金融系统的改革的一个结构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当然，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可能还要几年的时间。谢谢。

　   主持人刘鹤:下面请樊纲先生发言。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谢谢。回想到去年参加这个会的时候，大家都在预测中国经济去年的情况。我们将来也做一个记录，每年开会，大家讲了什么，谁讲对了，谁讲错了，我提这个建议因为我讲对了。去年我认为去年中国经济达到8%以上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我之所以有这个信心一方面当时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更重要的我认为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年一直在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在压泡沫，在压那些膨胀。所以，没有使经济像其他一些经济一样达到一个大泡沫的程度。

　　从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来讲，我们知道没有大泡沫，后面也就没有大危机，调整起来相对也就比较容易。而且中国经济实际上拐点在什么地方呢？在2007年四季度，而不是2008年的四季度，它已经经过了一年的条件，再实现一些新的调整，应对危机就比较容易。从这一点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这其实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到逆风调节，特别重要的是在繁荣期要采取反周期的政策，而不是在繁荣期等着看着这个泡沫起来，当然大家说我不知道风险在哪里，失于监管、失于调控，等泡沫大了，最后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现在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今年在我看来也会实现8到9%的增长率，而且今年在一定程度上会实现正常增长。也就是说，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再像去年那样是政府的支出，而更多的是靠市场的力量，包括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包括企业部门投资的增长，继续包括居民消费的增长，同时外贸、出口至少不像去年是负的3%的增长，至少能够持平。这样整个经济的增长就更趋于正常。如果这个趋势继续进行下去，到了明年，2011年，中国经济可以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正常增长，同时又是一个新的繁荣期。

　　从今年开始到明年，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事实上又会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因此，这个时候对我们的挑战又是同样的挑战，如何管理繁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率，包括房地产泡沫，包括资产泡沫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繁荣期的问题。这对我们都是重大的挑战。

　　我个人认为，通货膨胀的威胁有，但是，近期内看还不是特别大。请注意到，2月份说的2.7%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基于去年这个时期的通货紧缩，有统计上的问题。如果按照月度环比来看，2月份的通货膨胀没有比12月份更高，几乎是零。而更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讲确实是资产泡沫。因此，管理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怎么管理财产市场、资本市场，管理这些杠杆等等。过去的教训也在于此。

　　我们这次的大金融危机也是因为财产泡沫、资产泡沫导致的，我们回想一下过去30年世界主要的危机不是因为通货膨胀导致的，而是因为财产膨胀导致的。因此，刚才迈克尔·斯宾思先生说了，宏观当局不仅眼睛要看着通货膨胀，而且要看到更广泛的问题。我认为，如何管理资本市场，管理财产泡沫的问题是我们当前要着重考虑的。

　　在这个问题上，第一需要有预见性，就是你要早一点调整，不要等到泡沫形成再调整。因此现在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调控政策，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在就开始要采取一些措施。第二，非常关键的问题是用哪些手段调。仅仅靠教科书上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这些政策工具，我认为在资本市场的问题上可能还是不够的，它需要一些金融政策，甚至包括直接的数量控制，包括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通过金融政策，包括按揭贷款，包括对杠杆的控制等等，才能实现真正的管理。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都经验不足，但是吸取过去各国财产泡沫导致危机的教训，我想仅仅有金融监管还不一定够，还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政策。希望我们可以共同讨论，中国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也许具有一点普遍意义。中国因为还有很多行政体制，市场体制还不健全，因此不得以搞一些直接控制的政策，比如金融政策，比如对按揭的管理，也许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在这里顺便说一句，不是说体制没改好就不要管理繁荣了，管理繁荣在任何情况下，我觉得都是必要的。落后国家，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可能更需要管理繁荣。否则的话，一旦陷入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一点，中国要想管理好繁荣，现在一个重大的挑战是怎么推进进一步改革。宏观政策、管理繁荣和结构调整、微观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等等还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包括容易产生泡沫，包括房地产市场上容易产生泡沫，很大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的一些体制不健全，这些体制不改，对政策、对政府的手段，天天要调整，而且不断地，经常会出现问题，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稳定器，它不排除还会出问题。如果更多的内在稳定器，可以使我们管理繁荣、抑制资产泡沫的问题，不一定就得到缓解，但是可以使经济的变化更有序，使政府的政策也更加能够体现，能够实现它的目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刘鹤:谢谢樊纲先生。下面请氏家纯一先生作讲演。

　　野村控股株式会社董事长氏家纯一:谢谢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想阐明一下我们应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的这一段经历中汲取一些什么经验和教训。

　　日本泡沫经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在协议后的一年中，日元兑美元汇率急速上升30%以上，引发了日本严重的景气后退。日本银行1986年1月1987年2月共计5次，连续将官方贴现率从5.0%降低到2.5%，利率的这一历史最低水平一直被维持了两年零一个季度、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资金过剩。这些资金被大量地投入到股市及房地产市场，从而形成了泡沫经济，造成了90年代早期泡沫经济的崩溃。

　　日本的重要经验和教训，一旦泡沫扩大和崩溃，就会导致经济严重、持久的低迷，在给定的时间内，我将要围绕货币政策来阐述以下三点。

　　一，资产价格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变量之一。但是资产价格本身的变动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同时，将资产价格上升的时候，经济活动会被新一轮扩张所刺激，即使存在一些实质，最终仍将导致物价上涨。所以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同时关注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资产价格。虽然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不过因为当时的繁荣过热，以及物价上涨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当局并没有意识到改变政策的紧迫性。

　　1989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高涨，日本银行才转为实施一个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那个时候泡沫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扩大蔓延开了，资产价格和物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着大幅度的偏离。在中国也是这样，在宽松货币政策能观察到资产价格先于物价上升的倾向，如果考虑到资产价格可以作为物价现行指标的话，把资产价格加于目标政策的变量中，这样对于防止泡沫和对于稳定物价是有效果的。

　　二，应该关注房地产金融市场。众所周知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正身处于泡沫经济中，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出现了资产价格的急速上升，并同时伴有货币供给扩大和信用扩张，这些就是可靠的危险信号，关注信贷量的增长及构成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针对房地产部门信贷。在泡沫时期的日本，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建筑这三个产业的融资合计达到了银行融资总量的25%，特别是很多和房地产相关的融资，都是通过当局监管部到的住宅金融专门公司这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来实行的，这不仅加速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而且也使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不良贷款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中国与房地产相关的融资，即便包括住房贷款在内，也只占到总体融资的20%左右，如果与泡沫时期的日本相比较，还算较低，可是2009年新的住房贷款的规模增速迅猛，高攀至2008年的5倍，这一现象是应该值得警惕的。与此同时，应严格控制通过非银行信贷渠道所作的投机性房地产贷款。

　　三，前瞻性货币政策的重要性。80年代后期，在日本经济发生泡沫的当时，既有来自国内的对日元升值的担忧，也有来自美国的缩小经常性收支黑字、扩大内需的要求，而且那时公众强烈反对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所以才致使政府干预资产泡沫时机来得过晚，措施过少，结果在资产价格急剧上升3年后的1989年的5月，我们才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即便实施这个政策之后，股价和地价还是分别持续上涨了半年和两年以上。

　　现在中国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步调正在加速，正在达到需要警戒的水平。而且随着景气的复苏，通货膨胀压力也在高涨。在最近的全国人民待会上来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今年政府应将货币供给的增长从去年的27.7%降低到17%，考虑到各种价格越来越明显的上升压力，这个目标应该被赞成向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再次给我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个意见。我想讲的是怎样预防房地产泡沫转变为社会泡沫。因为最近这几年，中国对房地产，社会上争论很大。房地产经济泡沫，这个问题应当留给经济学家，去回答，这里那么多经济学家，我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但是我觉得，中国房地产从现在来看，不是经济学的供求所能解释的，很多城市，北京、上海房地产空置率有10%以上，有些城市甚至达到50%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85%以上的家庭买不起房子。所以，这不是经济学所能解释的。

　　我担心从一些社会发展来看，如果房地产这个事情处理不好，对中国，尤其在华人社会很容易变成一个社会泡沫。因为，房地产对中国人来说，甚至对华人来说，像新加坡、香港，主要是一个社会的民生权。我们很担心，西方的人权观念会影响年轻人，会影响中国社会，导致不稳定。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没必要，华人社会对民生权的认同度非常高，而不是西方所说的政治权利。如果是你自己说认同度很高的民生权，包括住房、教育、医疗，这些权利不能实现的话，我想会导致社会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怎么办？有几点：

　　一点，要调整政策思路。在中国，房地产一直被看成是一个经济政策，但是我观察，房地产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国家，像新加坡，我觉得房地产是一个社会经济，因为如果把它看作经济政策，房地产的GDP功能突显出来，社会功能就缺失，这个思路不调整，我觉得会有问题。

　　二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关系、财政关系。因为现在房地产的主要高涨这一个角色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地方财政。为什么为地方财政？大家都在骂地方政府，但是我觉得光骂是没用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因为1994年分税制以后，财税向中央政府倾斜，地方政府没钱了只能靠土地财政，中央政府要不把中央政府多分一点钱给地方政府，要不把地方政府的责任收上来，光是地方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不会遏制这个房地产涨价继续。

　　三是增加中国政府的社会性投资，中国前面30年的改革完全是靠生产性投资取得的，对社会性投资不够。并且每次经济危机来，我觉得，中国都是吸收社会政策取得经济增长，1997年金融危机就是导致教育产业化，教育成为经济增长的很大的能源，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房地产成为一个经济主要增长来源，这些领域在很多国家都需要大量的政府投入的，中国成为一个暴富的经济增长的领域，我觉得不正常。

　　四是限制国有企业大量进入房地产，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越来越成为房地产领域，我觉得它和私人投资一样，会把房地产炒得很高。因为它是属于公家的，中国的国有企业运行，我觉得不太正常。国有企业亏本了，要用纳税人的钱填补，国有企业赚了钱，国家不能收。我觉得中国社会改革需要大量的钱，国家应该向国有企业征收利润，让他们多交一些利润用于社会改革。

　　五是私人投机也是一个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原因，怎么办？两块：一块是外国热钱的投机，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房地产过分开放，因为自己的社会需求还没有解决之前，广大地向外国投机者开放，这是不正常的。新加坡80%以上的房地产是属于政府的，外国资本是进不去的，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为了钱，房地产的大门是向外国投机开放的，我觉得这个要限制。

　　另外一块私人资本，中国很大一块，也是私人资本投机。很多人买了房子，但是放在那里不住，投机的成份很大。私人资本现在不仅对中国投机，中国的私人成本到美国、欧洲、新加坡，我住在新加坡，新加坡的私人房地产买得很高很高，我们买不起房子。我觉得中国政府应当向私人资本开放其他的投资领域，使得私人资本有一个出路。总之，主要是思路调整，思路调整以后，才能比较有效控制。谢谢。

　　主持人刘鹤:谢谢郑先生。下面请姚景源先生发言。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我认为2010年，我们中国经济面对着一个物价上涨这样一个局面，但是，我们得看到，在2010年，我们是导致通胀的因素和抑制通胀的因素同时存在。

　　如果说我们讲导致2010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那么主要原因，第一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就是说国际市场上大宗基础性商品价格的变动，现在在经济全球化状态下，特别是我们中国经济对这类国际上大宗基础性商品的依赖程度又比较高，所以，它就有可能推动中国的价格上涨，导致我们出现输入性通货膨胀。

　　第二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过高的通胀预期，过高的通胀预期，也会导致人们的行为，也是整个社会出现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一个大的风险。

　　第三是各位知道，中国要优化我们的结构，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要转变我们现在这种发展方式，很重要的是要实施改革，其中价格改革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我们现在环境保护，我们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应当实施改革。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那些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当中转变出来，所以这种价格改革也必然会推高我们的物价。

　　第四是从我统计学的技术角度看，构造翘尾因素，因为去年中国的价格，大家知道，我们去年全年是负0.7，所以在去年这样一个低基点状况下，今年翘尾因素也会对整个价格造成影响。我想这是导致中国出现2010年通胀风险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存在着抑制通胀这样一个因素。第一，农业稳定、粮食丰收。各位知道，中国去年粮食总产量是10160亿斤，这是什么概念呢？中国的粮食已经连续六年丰收。如果看建国60年来的记录，中国粮食基本是5年一个周期，5年当中是两年丰产、两年平产、一年欠产，但是现在，中国打破了这个周期，我们的农业是连续六年丰产，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粮价稳，百价稳。农业与粮价的稳定为中国价格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行业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这个局面也会抑制价格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发生。

　　如果看一看我们30年改革开放几次大的通胀，再来探讨规律性，我们这30年改革开放，大的通胀，最高的是1994年，CPI是24.1，再往下排，1988年18，在30年改革开放中，这些大的通货膨胀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三件事碰到一期，或者说三碰头，第一，经济过热，比如说的1994年，CPI是24.1，但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现在是30%。所以，一是经济过热，第二就是农业，特别是粮食出了问题，第三就是货币和信贷的过量发。所以，如果说这三个因素碰到一起，中国就躲不过去通货膨胀。

　　现在怎么办？一定不能让这三样东西碰到一起。回过头来理解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讲，他说我们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我觉得，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核心，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让它再往下下。

　　现在有的同志提出中国经济有二次探底这种可能，我觉得我们要防范这种风险，因为如果经济要往下下，我们又要把整个精力放到保增长上去，我们又会贻误结构调整，但是又不能让经济过热，如果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管理不住。解决2010年物价上涨这个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

　　大家知道，温家宝总理今年提出我们的目标是保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上涨3%左右，这个指标，我觉得应当说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价格走势来看，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度大的指标。各位知道我们2月份已经到了2.7，2月份的2.7，我觉得短期看，从技术分析，刚才樊纲同志已经讲过，就是说，我们2月份同比2.7，环比1.2，如果分析的话，我们环比的1.2当中，鲜菜鲜果占了0.57，就是占了一半，就是蔬菜和水果。同比的2.7，我们食品类占了2.01，就是2.01除以2.7等于74%，所以目前看，鲜菜鲜果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是主力，它的上涨，如果你再回到2月当月来考察，还有两个问题，第一，气候因素，今年冬季低温多雪导致鲜菜鲜果的生产和物流都受到影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的春节因素，因为你讲同比，今年2月有春节，去年2月不是春节，去年春节是1月。

　　所以，总体来看，中国今年确实是面对一个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是我们抑制价格上涨的因素同时存在，尽管3%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指标，但是我相信，在宏观调控作用下，我们能够完成和实现这个指标上。谢谢各位。

　　主持人刘鹤:谢谢姚先生。下面请夏斌先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大家好。大家非常关心中国的资产价格市场、资产价格泡沫。我认为舆论界，特别是美国的舆论界，是一个很自由、很活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市场。大家想一想，在2008年底、2009年初，很多人预测，中国的经济在2009年的增长在6%，甚至6%以下，中国会发生重大的社会动荡。在2009年的第三季度，有些预测人又在不断地修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调高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中国的学者已经警告中国经济复苏中存在风险的同时，西方舆论界更多的是在唱多中国，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

　　今年以来又出现了中国资产市场泡沫要破灭，中国经济要崩溃这样的舆论。而且同时又要求人民币要升值。怎么读懂中国的经济？我曾经在去年讲过，中国的经济系统毕竟和美国的经济系统不一样，尽管我们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研究一些问题，可以用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但是两国经济体系内的好多机制不一样。我举一个现象，2008年9月到2009年3月期间，这不是我说的，西方学者更多地在说，美联储资产增加了两倍，从七八千亿增加到两万四千亿左右。美国银行系统对非金融部门的贷款增加多少呢？不但没有增加，是下降了50%，当然美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不仅仅是银行部门。

　　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同样采取了刺激的政策，人民银行在去年的第一季度基础货币稍一放松，整个社会贷款马上出现了天量的增加，贷款的实际增长率出现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时间关系，来不及论证和解释。去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变动，一方面有效稳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了拉美大宗出口国家以及环太平洋贸易的增长，中国的刺激政策对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确实做出了贡献。

　　有位美国学者有一个数据统计，他说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3月，在这一轮各国采取财政刺激政策中，财政的刺激性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在这个期间中国是最高，占到6.8%，美国占了5.4%，日本2.3%，德国1.6%，英国0.9%。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隐患的代价，泡沫隐患的代价中国也付出了，这也是大家担心的问题、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应该肯定，在推动去年中国经济实现尽快复苏中中国的房地产投资的作用功不可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去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中，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今年警惕房地产的泡沫进一步吹大，以及防止房地产泡沫突然之间的破灭，我认为同样是今年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的重大的内容。

　　对此，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工作者、研究者来说，我个人认为，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一，其实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资产价格再这样快速上涨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就是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而且在给予充分的关注。第二，政府已经和正在采取有关的政策在予以调控，包括增加中低收入住房的措施和打击投机买房、打击投资买房的措施。第三，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间，进一步调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要关注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兼顾问题，要考虑一个经济系统中房地产市场的制度建设和非房地产市场制度建设的衔接、配合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建设应该以消费品为主，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更多地学德国的模式，而不是学美国在房地产金融上的一些做法。

　　考虑当前的经济复杂形势，我个人认为，应该花两到三年的时间健全中国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房地产的各项政策制度，既不能不重视当前的泡沫隐患，又不能太过于着急，我也认为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措施正在朝着这样一个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房地产的方向走。我也希望这个方向不要变，要继续走下去。谢谢大家。

　　主持人刘鹤:谢谢夏斌。非常感谢刚才六位从不同角度的发言。

　　现场提问:我刚才非常同意郑永年的看法，实际上我们现在房地产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政策问题，实际上里面涉及到很多公共政策的问题，我想，其实很多经济政策能够在具体房价简单地做一些调整，但是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考虑。第一，房地产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城市规划的问题，实际上要非常清楚到底一个城市的整体规划里面有哪些土地的使用是城市的保障性居民住房使用的，还有哪些可能是商业性使用的，所以某种意义上简单反对土地使用拍卖的话，我觉得不见得合理，因为实际上坦率地讲，如果一个城市商业用地拍卖越高，对城市政府的收入越高，应该是好事情。首先应该把城市规划真正合理以后有一定刚性，现在没有刚性，政府大量卖地，长远来看对城市发展非常不利。第二，城市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刚才郑永年已经提到了，城市现在有很多新的社会职责，需要有合理的收入，我们很多的物产税，我们没有这些税收来源，政府只好采取一些不合理的方式。另外就是政府的收入使用不够透明、不够合理，也使得公众对于卖地来的钱怎么使用也有很多疑问。这些问题实际上可能是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谢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我提一个问题，我给氏家纯一先生提一个问题，氏家先生刚才的讲演是非常深刻的，对于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学家，我也非常注意地想从日本的20年失落吸取教训。大家公认了，是因为日本巨大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崩溃，造成了失落的十年，所以，中国人非常注意研究、学习，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教训。但是，对于日本到底为什么在80年代后期出现这么大的泡沫，实际上中国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氏家先生刚才讲到了，这个问题是从广场协议开始的，广场协议以后，日元不能用行政办法管理了，于是就出现了升值的趋势。因为出口的需求不足，所以，日本的中央银行就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日本的经济复苏。这个政策看起来是很成功的（短时期），但是它导致了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泡沫的形成。问题就在于这个机制是什么？从广场协议到巨大的泡沫形成，这中间的经济上的机制是什么？不清楚，在中国有很不同的解读。我想问氏家纯一先生，你怎么看从广场协议到泡沫生成，这中间的机制是什么？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野村控股株式会社董事长氏家纯一:首先，我想说，我们日本当时在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后来实行了一个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为外需的低迷，所以我们得不断地扩大我们的内需，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央行进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另外从消费者的层面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财政政策，的确进一步地扩大了私营部门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但是，到底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其实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居民拥有较大的财富，差不多14万亿的美元，他们的资产主要是以房屋的形式存在的。由于房屋价格的飞速增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房地产出现了非常大的波动和风险，而这并没有真正地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因此，在这段时间，对于资本的支出需求也没有跟着上升，这也是为什么在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只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上升得非常快。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通胀或者价格的指数并没有发生非常快的变化，我们也并没有很早地认识到这种通胀率的上升。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晚了。

　　现场提问:我是来自民政部的，我管老年人和儿童这样的社会福利事务。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听到一点经济和社会关系，前两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在一个会议上我提到，我们的改革者为什么会忘了孤儿，第二，为什么会忘了他自己会老。因为现在我的工作发现，很多老的改革者的护理问题非常大。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你们说泡沫的时候，你们说金融问题的时候，你们说很多问题的时候，养老产业、儿童福利问题，包括我们的房地产标准，我们看看哪一个小区给老年人建了一点活动场所呢，给儿童能建点很方便的园地呢？在北京，极少极少发现。我就想请在座的，特别是主席台的嘉宾，能不能回应一下，到底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有多紧密的联系？该不该重视一下老年问题、儿童问题？谢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当前资产价格的问题。一年来中国资产价格涨跌起伏，美国金融危机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国际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有关，因此，要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包括其他有关国家，都要加快危机后的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要忍受因为危机所需要付出的一定的代价，寻找一定的增长点。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我认为如果说我们把握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今年提出的保持物价上涨在3%左右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就完全能够做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我自己的观察，人类历史上有两个主义最了不起，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好的方式，社会主义是保护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中国现在只有市场经济，没有保护社会的机制，我觉得现在中国正是时候要发展社会主义了。谢谢。

　　野村控股株式会社董事长氏家纯一:我想说说汇率问题。因为在日本，正如我之前所说的，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我们的汇率对于美元大幅上升。我想这种大幅的汇率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严重困难。我们需要让整个行业能够对于汇率的变化进行非常快速的调整。我想有一个比较灵活而且高效的汇率的政策将是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有益。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我们经济学作为专业只能对经济方面的问题做出贡献，希望搞社会学的人多讲话，多参与这些决策，这些问题可以从不同专业的角度大家共同对这个专业的进程做出贡献。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思:我同意各位的发言，我想国际经验的分享都是赞同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是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将会全盘皆输。另外我们还遇到两个挑战，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面临这样的挑战。两个挑战：第一，现在流动性应该说是泛滥，一分钱前我们也讨论到了他们再重新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花太多钱进行消费的，比如在美国，这也是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尤其在中国，现在这种资本流入的限制或者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就很难控制我们的通货膨胀。

　　主持人刘鹤:谢谢六位专家，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我们这个单元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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