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避无可避

　　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最近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问题：政府巨额财政赤字、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紧张情绪蔓延，游行骚乱接踵而至……然而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希腊的问题对其他各国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应该，也必须了解的。

　　将希腊问题曝光于世的是希腊政府向高盛公司购买的金融衍生品到期，从而使希腊政府高达3000亿美元的债务浮出水面。这个重磅炸弹将还没有从经济危机中缓过劲来的世界经济，特别是欧元区经济，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希腊债务问题仅仅是“短视的”希腊政府被“险恶的”华尔街金融家高盛们坑了一把么？并非如此。虽然高盛公司在出售给希腊政府的金融衍生品中狠狠地赚了一笔，但是高盛并不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只是使它的曝光推迟了十年。希腊债务的祸根埋藏于欧洲社会经济制度中，是目前希腊以及众多欧洲国家现行经济运行方式不可避免的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满目疮痍的欧洲面临着重建和“冷战”的双重考验，西欧各国也就在美国的支持下为了应对这双重考验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高社会福利、分散化的政治决策机制、以及逐步扩大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虽然使欧洲迅速完成重建，还以富足、自由和舒适对“铁幕”另一侧的东欧诸国保持着持久的吸引力，用非军事力量推动了柏林墙的倒塌，消除了“冷战”的威胁，但是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财政负担，降低了欧洲人均生产效率，削弱了欧洲经济的竞争力。

　　一直以来，欧洲各国的政府财政赤字、政府负债与GDP的比率普遍较高，虽然按照《稳定与增长条约》的要求，欧元区各国的赤字与GDP比率不得高于3%，负债与GDP比率不得高于60%，但是这项规定并没有被很好的执行。希腊政府正是在2001年因为害怕达不到欧盟标准而向高盛购买了货币掉期产品，将当时的债务推到了未来，从而绕过了欧盟的审查。据悉，欧元区内玩这种把戏的国家远不止希腊一家，意大利、爱尔兰、法国等国均有沾染，只是程度和规模不同，尚未曝光而已。

　　另一方面，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使欧洲各国的高公共投入并没有转化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活力。据测算，欧洲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人的三分之二，建立新企业的难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新技术、新管理方法的应用速度更是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东亚。这就导致欧洲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在经济上的不可持续性：高投入，低产出之下，不断积累的不可能是社会财富，只能是政府债务。

　　此外，在社会政治方面，由于持续推行政治分散化，无论是在欧盟层面上还是在欧洲各国政府层面上，政党林立，地区利益相互倾轧，看似一体化的欧洲实则一盘散沙。这样的政治格局使在危机局面下任何应对措施的出台都困难重重，这就是为什么在此次希腊债务危机中，希腊政府的应对措施缓慢，力度不足，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对希腊的求助反应冷淡。

　　不仅如此，长期的高福利使民众对危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二战后那种克己隐忍、共度时艰的积极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一代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对个人福利受损而不管不顾的愤怒宣泄。希腊眼下出现的游行、骚乱，以及此前横扫欧洲的航空业大罢工都是这种情绪的具体表现。

　　在了解了希腊的问题之后，人们还需要认识到的是，希腊的问题不仅仅是希腊人的问题，它同时是所有人的问题。与公司一样，国家会为了吸引外部投资而相互竞争；与公司一样，国家也会迫于内外部压力而在数字上做手脚。在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债务危机中，许多公司的短期套利行为被暴露出来，许多国家的短视投机行为也逐渐浮出水面。短期投机行为将使社会经济制度的“小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重视和解决，从而在长期中成为积重难返的大危机。由于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产生问题，因此，对短视投机行为的治理，才是应对危机乃至避免危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