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蔡昉
只有正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认识到不同就业人群的劳动参与新特点，才能
根据他们各自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需求，有效地实施更加积极、广义的就业政策
2010年春节后，“民工荒”由先前的东南沿海招工难发展成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面对这个现实出现了多种反应和声音。
对于现实生活中一种现象的有益理论解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理论上的一致性和一贯性。若干年前我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供不应求引起工资上涨）、人口红利开始式微的判断时，一些学者对其持批评态度。虽然这些学者如今改变了看法，几乎众口一词地解释这一轮“民工荒”，但是，如果在理论逻辑上仍然没有把过去多年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分析统一在一以贯之的框架内，同样的话语依然反映不同的信息，面对那些否认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说法，就缺乏理论的自信，更谈不上为决策者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
几年前，我和同事做过一个关于劳动力供求的预测：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劳动力供给，用高、中、低三种GDP增长率与高、低两种就业弹性组合，则产生六种劳动力需求的情形。从这个预测可以看到，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到劳动力需求超过供给的转折，必然会发生在2004年-2009年期间。
有趣的是，这个区间的一头一尾，恰恰是“民工荒”现象突显的两个年份，只不过由于遭遇金融危机，2009年被推迟到了2010年的春节后。其实，即使不做复杂的模型，只需观察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到劳动力供求态势的巨大转折。2002年-2009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逐年递减，从1511万降至665万。而在这两个年份，城镇新增就业分别为859万和102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增量分别为2071万和459万。显然，新增就业已经超过劳动力增量。
不过，就像不苟同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说法一样，我也不情愿说，从今以后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几年前在解释上述预测结果时，我曾表示，经济学家做预测，在很多场合，其实就是不希望预测的结果发生。但是，这种希望是否能够实现，需要进一步探究在赖以做预测的各种变量中，究竟哪些成分是不可变的，哪些是我们不希望变的。此外，我们也需要指出哪些变量没有在预测中给予考虑。
具体而言，作为劳动力供给基础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是无法改变的。这个年龄组人口的增长率越来越慢，2002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率只有1%略强，并预计到2015年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因为这个趋势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的结果。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必然发生的，难以逆转，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
作为劳动力需求因素的经济增长，则是很少有人希望其速度有所减慢。至少我个人判断，如果可以充分释放基于劳动力数量与高储蓄率的“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并开发出基于提高人力资本和完善社保的“第二次人口红利”，与逐步消失的“第一次人口红利”相衔接，中国经济可以在今后10年到20年保持过去的高速度。于是，可变的并且没有反映在预测中的因素，便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一方面，“民工荒”的持续出现必然导致普通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实现人们期待的“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收入差距开始随经济增长而缩小）相遇；另一方面，工资可以发挥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作用，减少“民工荒”发生的频率。
由此可见，无论是说劳动力供给仍然长期大于需求，还是断言劳动力会进入持续短缺的状态，其实都不是决定政府对待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制定适宜的就业政策的必要条件。
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历来是经济增长中的制约性要素，但是，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失业仍然是显著的社会问题，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的地位比我们要高许多。因此，只有正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认识到不同就业人群的劳动参与新特点，才能根据他们各自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需求，有效地实施更加积极、广义的就业政策。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都处于二元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变的双重过程之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表现为三种失业类型的并存及消长：第一，作为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中国还面临着隐蔽性失业问题的困扰，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企业冗员。较早的时候，人们对城乡劳动力富余程度的估计，分别都为30%-40%之间。第二，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的周期性失业。第三，受劳动力市场功能摩擦性因素，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的自然失业。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劳动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后两种类型的失业会更加显著。
近年来，两个历程使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随着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不断得到清除，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程度显著减轻，而且剩下的劳动力中，一半以上超过了40岁。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显示，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对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愈益成为一种刚性需求，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不再具有回到土地上的可能性。其次，随着城市就业政策的调整与企业打破“大锅饭”的改革，劳动力市场加速发育，城市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最终实现了重新配置，一度的企业冗员大幅度被消化。
上述变化导致原来的隐蔽性失业显著减少，不再显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性质。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冗员则分别具有了不尽相同的新特点。
首先，农民工成为主要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但未被劳动力市场制度良好保护，因此，他们中的主要部分易受周期性失业的影响，随宏观经济景气变化交替表现为失业和短缺。积极的就业政策需延伸到这个群体。同时，针对他们的制度需求，应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冲破户籍制度设置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分割。
其次，经过就业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城镇就业人员，虽然通过重新配置实现了就业模式的转换，从冗员形式的隐蔽性失业状态，甚至可能经过了下岗和失业，实现了再就业，但是，其中一部分特别是人力资本有脆弱性的40岁-50岁人员，常常陷入结构性、摩擦性自然失业的困扰。对于这个就业困难群体，积极就业政策应更加集中于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社会保护政策的实施则需要提高瞄准效果。
第三，扩招后的高校毕业生具有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其就业预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也存在是否匹配的问题，因此，这个群体也将长期面对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难题。正像城市企业冗员经历了长期痛苦历程才得以缓解一样，因数量扩大和人力资本不匹配引起的大学生就业难将长期存在，但适度的社会保护和积极的培训、中介等公共就业服务，可以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
总之，虽然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形势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积极的就业政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理解就业群体结构的变化及其各自面临的不同制度需求，正确划分促进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方面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着眼于应对周期性失业问题，劳动部门关注摩擦性失业、并与教育部门携手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为劳动者提供更充分的社会保护，可谓劳动力供求新格局之下的就业政策正解。
作者为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对论
就业质量待提高
□ 赖德胜 | 文
准确判断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是正确制定就业政策的前提。
的确，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若干征兆，但转折点来临的原因、准确时间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具体数量等，仍待详查。
例如，若干年前蔡做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依据之一是东南沿海农民工工资的上涨，但现实中，工资上涨既可能来自劳动力供需对比的变化，也可能来自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即受教育程度提高、在工作中积累起了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特征的技能。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工资上涨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影响，可能需要不同的政策应对。
分析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需要考虑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如果把产业链分为研发、生产、营销三个大的环节，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转向了生产环节，这是中国成为“制造大国”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产业结构正在遇到挑战，内有资源环境压力，外有市场风险压力，比如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其结果是，生产环节比例缩小，极大地重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没有市民化、技能未拓展的农民工有可能继续在城乡之间摇摆。
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既要继续扩大就业规模，实现有就业的经济增长，也要强调就业质量、实现体面就业。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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