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让“城镇化”水到渠成

　　股市的连续下跌，暴露出人们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担忧，如果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减速，出口顺差又呈缩小趋势，而过低的居民收入增速也让“消费”难现强劲增长的苗头，那么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到底是什么？

　　“城镇化”似乎是个亮点。据中国市长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9）》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为46.59%，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6亿多人生活在城市，而还有7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报告同时提到，城镇化已成为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解决就业、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在本月15日在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研讨会上，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表示，“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高效投资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相信这并不是林行长的即兴演讲，早在今年1月份《投资者报》刊出的一组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稿件中，就曾报道过中央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刘鹤新闻,刘鹤说吧)先生的讲话。刘鹤认为，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支点，而城镇化建设将是最大的内需市场。

　　与很多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镇化程度相比，46%的城镇化率确实比较低，而且据历史学家分析，早在800年前的南宋期间，城镇人口也曾一度占总人口的20%~30%。这些数据说明，只要中国经济能保持增长，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应该是必然趋势。但请注意，这里面存在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城镇化水平提高带来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城镇化水平提高？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业从业人口向工商业转移的过程。近看欧美发达国家的数据，远看南宋时期的情况，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商业化程度正相关，工商业越是发达，城镇化程度就越高。

　　去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表示，2010年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将下降到10%以下。这和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形成鲜明的反差：54%的总人口，只创造10%的GDP产值，这似乎在挑战我们刚才发现的规律，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商业化程度难道没有关系？

　　但出现上述悖论的原因好像没人关心，“城镇化”三个字，足以让决策者们在经济成长陷入瓶颈时眼前一亮：显而易见的增量空间、农民改善生活质量的强烈需求、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关键所在，难道还有比这更“利国利民”的经济引擎吗？于是，各地政府纷纷酝酿或出台《关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把“城镇化”当做事关经济增长和农民幸福指数的工作，“必须重点突破”。

　　难道“城镇化”的进程是推土机推出来的吗？难道南宋30%的城镇化程度，也是南宋朝廷拉动经济的成果吗？任何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不管它表面多么光鲜，理由多么正当，最终都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耗费巨资打造的新城，最后成为一座“死城”，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并不罕见。

　　我们并不反对城镇化，但我们反对官员们把“城镇化”当做政绩工程，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动的“城镇化”。这样的城镇化，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还容易带来官员腐败、地权纠纷、农民失地失业、传统文化割裂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干砸了，官员可以卸任走人，但老百姓却要留下承受错误，这似乎有些不公平。

　　城镇化的发展，本质上是非农经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且这种经济发展还必须是地缘式的，这一点浙江的案例非常值得借鉴。据统计，2008年浙江小城镇发展对城镇化的贡献率为31.1%，近一半的城镇人口聚集在小城镇。

　　浙江的工商业，最早都是以家庭作坊为主的小工业、小商业，分散而活跃的非农经济发展，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和创业机会，这才是浙江小城镇得以发展的原因。它的背后，是当地政府的多鼓励、少管制，多呵护、少参与。当老百姓“发家致富”受到鼓励和保护，开厂创业成为常态时，工商业发展自然会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与其费力地搞“小城镇规划”，不如着手解决阻碍小城镇发展的根源问题：如何创造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更准确地说，是如何让农民自发地创造非农业就业机会？这需要激发农民的企业家精神，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去脱离土地，开拓新的事业。

　　成就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除了人们的勇气和智慧外，还要给予充分的“自由”和“激励”：“自由”在于尊重个人的选择，不引导、不干涉，让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最大的“激励”，就是对私权的保护，让人们不用担心靠个人奋斗、合法经营获得的财富会被仇视、揩油和剥夺。

　　请相信那些生活在农村的7亿人民，他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只需有一个合理的机制、一个宽容的环境，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就会逐渐地呈现。而现在，当经济发展遇见瓶颈时，只要把这股力量释放出来，就足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活力，这不比“大力推进城镇化”要简单得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