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建设内需社会的三大任务

　　尊敬的张玉台主任，毛光烈市长，卢中原副主任，大家好。首先感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世界经济跟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

　　这次金融危机大家都认为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经济的复苏要看世界经济。大家都在说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到底什么地方失衡了？中国经济本身也是失衡的，我是觉得中国可能跟，刚才OECD的朋友讲，中国跟世界经济，其他国家一起努力，才能走出金融危机，使得经济走上健康的轨道。

　　今天我在这边讲一下我对世界经济失衡的一些看法，然后谈一下中国经济的情况。首先看一下西方经济结构的失衡，我总结成四点。第一点，西方不同产业之间的失衡。这在西方主要是因为产业转移所造成的。冷战结束以后，很多西方国家加快了产业的转移，把大量的在西方被认为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一产业转移有跟积极的一面，就是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同时，也使得本来是比较封闭的，像中国一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像英国，他们做出了很大胆的决定，他们放弃了大部分的制造业，而转向了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我是觉得这导致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失衡。在服务业中，西方又过分侧重金融领域，在过去很多年中，金融业是西方国家获得财富的最主要的领域，产业转移的目标当然是产业升级，但是产业升级既可以在同一产业链上升级，就是通过增加技术含量来增加附加值，也可以通过把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发展新产业来增加附加值。这两种途径是可以的，不能把产业升级理解为，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就是产业升级。我看意大利人一直在生产服装，他的产业也一直在升级。

　　西方一些国家的问题，是在没有找到先行产业的时候就把一些已经有的产业转移了出去。产业的转移必然影响到就业，而就业又会影响消费和政府财政。所以这次金融危机表明，制造业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德国，受危机的影响就少。凡是金融发达的国家，像英国美国，不仅制造了危机，而且影响到本国的制造业。

　　第二个失衡，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失衡。

　　社会性投资在西方很难介绍，尤其是在欧洲福利国家，因为民主政治的压力，社会性投资即使政府不乐意也很难减少。同时西方的生产性投资显得不足，首先是因为很多产业转移了出去，实体经济的空间大大减少。生产性投资缺少目标。西方的很多生产性投资是通过FDI，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投资到海外企业。企业的大量出走，也导致了政府税基的缩小，政府需要越来越大的社会投入，但同时国内的税基减少，很多国际大公司离开他们本国，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逃税。那么政府的钱从哪来？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只有搞债务财政。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债务财政现在是节节升高，这背后有很多要素，社会性投资的负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个失衡是创新和投机之间的失衡。无论是技术的创新还是其他方面，如管理方式的传信，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传统上，大多技术创新都发生在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或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才是可持续的，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总体发展。西方很多国家因为制造业被转移出去，或者制造业空间缩小，技术创新显得不足。因此很多西方国家的企业把大部分财力用来搞金融创新。尽管金融创新也很重要，但往往和投资和冒险联系在一起。很多情况下，现在大家都说金融工程，其实我觉得金融工程很大程度上和投机工程没有两样。而种种金融投机又反过来弱化实体经济，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资本把美国的实体经济过分货币化的结果。

　　第四个失衡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失衡。政府与市场之间，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间存在失衡。政府的作用是在不同的经济阶段是不同的。工业化最先在西方开始，工业化开始也有很多监管问题，但是客观说，西方国家在产业方面建立起非常有效的监管制度。现在的监管问题主要是出在金融活动的全球化和全球性金融监管制度的失衡。冷战以后，金融产业，尤其是全球化的金融产业得到很快的发展，各个国家的金融创新眼花缭乱，我接触过很多的金融专家，他们对现在的金融创新也不理解，他们都是把最聪明的毕业生搞去搞金融创新。

　　但事实上过分强调金融创新而非实体经济方面的技术、管理的创新，监管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从历史上看，不管怎样，投机者总是要比监管者聪明得多。所以我觉得，看西方的经济是不是走上轨道，这四个方面还是要看。现在很显然，这四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怎么办？我是觉得中国最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政府现在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希望通过调整结构来达到可持续发展。当然中国的调整是多方面的，包括现在在提的低碳经济、环保经济。我自己觉得，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建内需社会，没有这样的目标，结构调整最终我想会不了了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出口的努力还会继续。在世界经济情况下，中国出口继续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保护主义，我们不喜欢也好喜欢也好，都超出中国的控制。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必须以来于内部需求。如果国内市场不能得到建立，内需社会就很难出现。不管其他方面如何好，内需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很难维持。更重要的是，内需社会建设不好，中国内部问题就会恶化，从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我想建设内需社会方面谈三个问题。一，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现在面临无穷的经济社会问题，大多数问题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很多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没有发展问题就会恶化。但同时也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有一些发展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也有一些问题不仅解决不了老问题，还会导致新问题的产生。比如今天世界公认的经济增长的指标就是GDP。GDP本身是中性的，所衡量的经济增长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或者正面的影响。如果是GDP的增长来自于技术、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那就是积极的发展。如果GDP来自于对社会的破坏，例如对教育、医疗、房地产的高度产业化，就是负面的发展。

　　中国要追求积极的发展而避免负面的发展。那么如何促进正面的发展？在经济领域，我认为要继续推进以深化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和社会方面的市场化过度。很多人说的权贵经济就是市场化不足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法人化、公司化，非常有效。但是缺乏继续的改革，大型国有企业逐渐成了即享受某种垄断地位，又有独立行动能力，还能够调动强大政治、经济资源的利益个体。在缺失有效的公司治理改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实际上被国家代理人层层掌控。在国家层次上，垄断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国家有效监督和管理。国有企业的作为本来应当和公共利益相一致，但现在的国有企业并不代表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国有企业已经被变相地“私有化”，就是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运作国有企业仅仅是为了其私人利益，并且是以国家利益名义来追求私人利益。

　　国有企业劳动生产力低下，其积累财富依靠的一是行政垄断，而是国家权力优势，从其他部门和领域扩张，所以造成今天中国的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大家所说的就是所谓的国富民穷，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样的局面。

　　怎么样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首先必须给国有企业设定一个边界。没有边界，国有企业必然滥用权力，民间资本能够做，也能做得好的领域，尽量让民间资本来做。国有企业可以退出。同样重要的是要引入国有部门之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因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要竞争就要开放。现在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必须开放给私人资本、民间资本。中国现在是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大量民间资本盲目流动，这一点从海外感觉特别深刻。尤其是我们浙江，温州人炒房还在欧洲、美国、新加坡，大肆炒房。

　　所以民间资本要有去向，如果不开放新的投资领域给民间资本，他们就会进入社会领域，比如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房地产领域，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即使有必要保修国有垄断的部门，比如电力、交通、通信，也可以允许差异化的发展，允许一定的民间资本进入。目前国有企业开放的局面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的大门向国际市场开放，但是限制民间资本进入。这一点也是不太合理的。

　　第二大任务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经济成果的分享。如果不能保证全体人民参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收入差异就会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化成为必然。高度分化的社会不能成为内需社会，也是非常不稳定的社会。我们邻居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很多国家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经济层面来说，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源自社会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一次分配的不公平。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到基本的公平，那么二次分配再复杂也会无济于事。在一次分配上，中国经济显然是问题重重。首先是大型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展不均衡，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达到收入分配公平的最有效的方法，这一点世界各国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中小企业的大量发展就不会做到收入分配的公平。

　　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部门，一直被国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歧视着。国家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和扶持政策大多流向大型国有企业。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的4万亿大量流向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中小企业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第二是国有企业的灰色收入过多。国有企业在某些方面来说就像一个独立王国，很多国有企业尽管名以上是国有的，享有国家赋予的行政垄断和融资优势，但企业老总有高度的自由来支配国有企业收入。即使在平均收入较高的大型垄断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高薪高福利和一线公认的低薪低福利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一方面造成社会的分配不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劳动所得过少，政府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尤其是为GDP增长服务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压低各种资源价格，很多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关系过于密切，往往总是站在资方一边，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在珠江三角洲这方面可以说是典型，三十年前使用低技术的农民工，三十年以后依然在使用农民工，这基本上都是靠压低劳动工资成。刚才张小济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加工厂，我想这跟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像新加坡这样的四小龙，基本上十年有一次产业升级，中国三十年了，珠江三角洲的产业没有升级，这是说不过去的。

　　二次分配在分享成果方面也很重要，但是中国目前的税制是一种递减的，而不是递增的。针对普通劳动者起征点过低，而富人的又征不上来，造成了富人消费过度而普通劳动者消费不起。私人资本我刚才说了，投资领域又很有限，就形成了私人投资盲目，大肆炒作房地产，对任何可以炒作的消费者进行炒作，破坏市场秩序。还有一个税收私人化的问题，征税本来是政府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去很多的地方考察，很多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民间投资者，甚至使用种种手段谋取私人的利益。这种私人化不仅影响国家的税收，也遏制民企的发展。

　　第三是社会政策的确立。建立内需社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确立社会政策，长期在GDP主义思想指导下，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不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造成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因为遇到了国有企业强大的行政和政治力量的抵制，西方式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能够攻克经济领域，因为有国有企业的抵制。在社会领域则大行其道，住房、教育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等领域没有不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这些领域在世界各个国家本应得到政府财力大力投入和各种法规政策保护，但是中国现在落入过度市场化的陷阱，政府不仅没有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反而把GDP主义引入这些领域。中国说得很多，像教育、住房这些社会领域，还有医疗，是暴富领域，外面的人都不理解这些领域怎么能赚钱，但是中国这些领域过度市场化。

　　社会领域市场化的十几年，中国社会从根基上遭到破坏，派生出无尽的社会问题。没有保护机制就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大的中产阶级。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现在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无产阶级化。没有中产阶级就不会有消费社会。要建议内需社会，我是觉得首要的任务是要创造出中产阶级，保护中产阶级。

　　当然我谈的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也有认识，现在也有一些政策。但是我觉得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要发展深入，要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一个主体的衡量。

　　这是我的初步看法，谢谢。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