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如，除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国内银行业监管同时重视资本质量，要求资本结构简单，一级资本中普通股和留存收益须占75%以上，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25%的要求；拨备覆盖率从2003年的19.7%上升至2009年末的155%，使得国内银行业有足够能力吸收预期损失；对主要商业银行规定的16%的存款准备金要求，使其在紧急情况下可自动获得流动性支持。

　　此外，监管中密切关注机构的公司治理、大额风险暴露、杠杆率、流动性、不良资产和透明度等指标，强调“三查”到位和内控严密，帮助银行业夯实了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基础。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监管当局正在选择向这一基本面回归。

　　在防范单体机构风险的同时，监管部门十分强调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具体措施包括：向广大银行集中系统通报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提示产业重大调整及相关风险状况；指导银行业做好各种行业，特别是一些过热行业和高风险领域的信贷风险、市场风险的压力测试；注重防范，有效隔离风险跨境和跨市场传递等。

　　其中，为防止资本市场风险向银行体系传递，银监会严禁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并严密监测用于抵押品的股权价格变动。这保证了中国银行体系，在2008年经历了股票价格下跌60%、房地产价格震荡回落背景下，仍然稳健运行。

　　强化防火墙不留监管真空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高杠杆的内生风险在弱监管的环境下，透过有毒资产，并借助便捷的跨境交易迅速形成的全球性灾难。其中，弱监管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前些年，在自由市场经济思潮影响下，美国金融监管政策取向“去监管化”。最为严重的是，美国金融体系发展至今存在一个巨大的体制性错位，即综合经营与分业监管之间的矛盾。

　　“对于涉及金融业近20个环节的有毒资产的泛滥，竟然没有任何一家监管机构全面掌握其风险构成，并有权对其进行全过程监管。”他说。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曾指出，当我们匆忙与《格拉斯蒂法案》说再见的时候，却没有对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做好准备。同时，在所谓的“金融创新”跨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防火墙过程中，监管部门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教训。

　　从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具的产生，使两个市场间的防火墙作用被大大弱化甚至消失。而由于金融创新发展太快，资产和风险从资产负债表内转移到表外后，银行家甚至不知道风险传递到了哪里，也无从准确把握过度杠杆的悄然而起和迅猛膨胀程度。

　　对此，中国监管部门在后危机时代格外强调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间防火墙的作用，依旧保持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适当隔离，防止风险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间互相传递。

　　同时，银监会不断扩大监管覆盖面，确保不留监管空白。通过设立功能监管部门，实现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矩阵式管理和信息沟通，以此避免一些机构因逃避监管，最终造成系统性危害。

　　受限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受惠于金融改革以及监管的长足发展，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代得以避免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仍需正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