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斌：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今天由我主持这场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协调的分论坛。我们知道75年前美国颁布了格拉斯法，10年前格拉斯法开始之前，又开始尝试综合经营，最近一周美国国会又基本通过金融监管的有关改革议案，让我们感觉世界变得很快。从分业到综合经营，从综合经营，现在又走向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提出的对银行有关的业务的有关限制，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今天的讨论，对于中国来说更有意义。我们也知道此时此刻20国集团多国会议正在研究金融监管的问题。

　　夏斌：我记得当时批了中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但是我们严守要依法执政，所以批件当中没有说“金融”两个字，其实实质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重点讨论这样的问题，因为不仅仅是中信，我们各种保险公司，各个银行，都在慢慢地走向综合经营的道路。到底有多少风险，风险点在哪里？如何加强监管？监管协调中主要的障碍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监管部门和市场有关主体。所以今天我们抓紧讨论这些问题。在座的各位就不一一介绍了。

　　夏斌：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讨论，每位嘉宾谈10分钟左右，时间进度由我来掌握。大会要求我最后提问题，在座的各位也可以提问题，时间有限，我们要在6点结束，如果有时间我们就多讨论一下。下面有请第一位嘉宾——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先生做主题演讲。

　　庄心一：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演变，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欧美各国和国际金融机构通过了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我国在十分复杂多变的形式下，积极应对，不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且通过了实战的锻炼，近距离观察和审视，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这次陆家嘴论坛汇集了国内外的学者、专家和官员探讨交流，应该说非常及时。

　　庄心一：长期以来对金融监管的理念、原则、目标等等，国内外都已经有了系统研究和相对的定论。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各方又对此进行了重新的审查和完善，对产生的原因、金融监管体系架构、方法等进行了审视和探讨，也形成了不少有益的共识。下面我想就这些定论和共识的前提下，根据中国证券监管实践中，从监管的务实角度出发，以金融监管基本功为话题，简略地谈一些理解和看法，供大家探讨指正。

　　庄心一：我认为，基本功方面有三个内容，一是金融机关保持试运行，金融尽管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金融工作必须不断地适应金融市场的实际。对新兴的市场而言，由于监管的定位、监管规则及方法都具有阶段性的特征，所以适应性的问题尤为重要。我们的监管安排要想达到预定目标，在充分借鉴吸收成熟市场经验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本国金融阶段性的特点。无论是成熟市场上的，还是过去曾经管用的，只要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就要及时予以改进。比如说在监管边界设定方面，伴随着市场发育发展，凡是市场的主体，能够自主负责的，市场开始有效的地方，行政监管就要相应收缩、适时淡出。由此我们觉得，应该实施常规的金融监管评估制度，而不是在危机爆发以后才开始监管。因而及时地掌握新的情况，准确地研判新矛盾、务实地解决新问题，引进金融改革创新的能力，是金融监管工作的基本功。

　　庄心一：第二点，金融监管应该始终坚持法制化。首先金融监管工作的职能之一是查处违法违规的行为，以及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必须坚持违法必究，才能形成有利的正面效应和导向。其次，解决市场突发问题和突发事件过程中，一定要把专项整治的结果落在绩效上。由此才能将监管实践与制度建设有效结合。再次，要将金融监管放在监管重点上，做到以防为主，力争在无声无息中实现监管目标。通过在常规依法监管上下真功夫，真正将法律法规确定的监管要求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有效避免风险的积累和违规现象的蔓延。这是依法监管有效性充分体现的结果，也是金融监管成熟的标志之一。因而实践中的监管执法、制度建设和常规监管效能是监管工作的基本功。

　　庄心一：第三点，金融监管应始终维护公信力，监管公信力对监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影响监管公信力的因素很多，前面说的监管适应性与法制化就直接关联。对此还要特别重视的，一是监管权利的形式要公正透明，监管规则和行政许可不仅要充分听取市场意见以后，务实合理确定，还必须明确清晰、合理在先，要实现全过程透明，由此接受市场监督和外部制约。二是掌握好监管尺度的一致性，公平对待每一个监管对象，公平处理每一个同类问题。三是以市场发展为己任。注重监管效率，服务市场主体，减少市场负担。四是监管人员要熟悉专业，了解实际，廉洁正派，自尊自重。

　　庄心一：金融监管基本功涉及的范围很宽泛，远远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从直觉上来看，从这一命题到内容都似乎并无多少新意，似乎有一些司空见惯，老生常谈，但是在客观上，正是这些浅显的道理和简单的工作，却时时处处检验着监管的工作。基本功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监管的工作和效果。

　　庄心一：证券市场是最公开、最受公众关注的领域，也是各种矛盾最易暴露的场所。证监会正是在各种挑战压力下，在不断的实践学习总结中，逐步深化对金融监管基本功的认识，着力提升基本功。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金融监管必须要高度重视练好基本功。这不仅关系到金融监管的现在，也深刻影响到金融监管的进程。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国金融的未来。面向未来，我们首先要将已经认识到的，简单的基本的要求，真正做到并牢牢坚持好，由此奠定我们实现发展、适应发展，承担更高阶段金融监管使命的坚实基础。

　　庄心一：结合到这次论坛的主题和我们这个会场的专题，我也认为，同样都离不开金融监管基本功这个基础因素。所以我今天的演讲的题目是“金融监管要抓好基本功”，就到此结束。谢谢。

　　夏斌：非常感谢庄主席对金融监管问题的精辟阐述，实际上他是吸取了国外金融监管的教训，提出了三点基本功，当然大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借助大会给我这个主持小小的权利，我先问庄主席一个问题：面对现在我们市场中客观存在的问题，针对一行三会，和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金融监管办，我们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困难是什么？

　　庄心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市场主体现在实际感觉到的，我们金融主体在运行中间感受到的不利于我们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低成本、高效率运行的，涉及到监管部门的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我们金融监管协调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夏斌：庄主席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接下来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先生给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李扬：尊敬的主席，各位来宾，下午好。非常荣幸再一次受邀参加陆家嘴论坛。今天的主题是一个老问题，刚才夏斌在前言中都说了，关于金融监管的问题，可以追随到1929-1933年的危机。但是说到危机，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危机中分业和混业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就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个案头工作，大致拉出了五项影响此次危机的因素，或者说五个祸根，其中我们觉得就没有混业这样一个祸根。

　　李扬：也就是说造成这次危机的根源，很少能够从混业的角度找到。于是我们对混业这样一个论题进行讨论，就会有人质疑。我倒是倾向于不认为这个问题过去了，而是认为由于这些年的发展，这个问题深刻了，发展了，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机构之间是混合还是分业的分歧。

　　李扬：对于这样一个判断，我想提供三个方面的分析，一个方面是从机构，第二是从市场，第三是从产品。从机构方面看，这些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最引人注目的，而且成为危机根源之一的，就是所谓“影子银行”体系。我们过去说分业、混业就讲几大块，现在“影子银行”根本就不涉及到这几大块，或者说也跟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直接看不出来。

　　李扬： “影子银行”大致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包括结构性的投资工具，包括融资融券的交易，包括抵押产品的交易，包括这些所谓第三方支付的各业回购等等产品。这些东西很难用银行来概括它。但是它实实在在地完成了金融的功能，也就是融资、筹资、防范风险，都做到了，当然也造成了风险。

　　李扬：这个“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使得我们的眼界超出了原有的分业和混业。所以这个问题应当说对分业混业之争有一个深刻影响，就是从金融机构的层面上可以有这样一个新的分析角度。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讨论？大家都与“影子银行”有一定的关系，新的机构、老的机构都在“影子”机构中寻找自己的利润，寻找自己的地位。所有，基于原来的讨论会有一点局限性，这是从机构来说。

　　李扬：从市场来说，我们知道这次危机最大的问题之一，前面我说列出五项，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外”，对于机构来说是表外交易，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是场外交易，都不在监管范围之内，也都不是原来的混业、分业之一。特别是CRT市场——信用风险的转移市场的大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能够满足各种各样金融机构管理风险需要的，具有大额交易、对手谈判这样一种特征，使得它迅速发展。基于这样一个市场，也就是在这个市场上，CDS、CDO，以及它们的诸多变种发展起来了。这些东西也超出了原有的框架，但是它也是一个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所谓混业深化了。

　　李扬：第三点从产品看，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特征，就是金融机构很可能会越过原有的对于机构的一些限制，直接在产品层面上进行混业。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很熟的比如说MBS，MBS的起点是一些银行或者说一些专业性机构，发放抵押贷款。然后通过信托机制，实现了风险隔离，实现了真实销售。当然这个风险隔离、真实销售在不同的法律架构下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大陆法体系下做不到，在海洋法当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负债表移出，但是可以真实做到风险隔离、真实销售。

　　李扬：总之，不管用什么形式，不管在什么法系框架下，信托进来了。信托进来之后，为了把这个产品能够有效地卖出去，于是就要提升它的信用。提升信用一般用的是保险机制，这样保险又进来了，这样通过打包制造，现金流重组，在重组的问题上有各种各样的分割方式，于是又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产品，证券又出来了。这样结合了银行、信贷、信托、保险于一身的证券类产品，在市场上广为交易，什么人都能买。于是所有这样一些综合因素，都进入了单一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之中。这就是产品层面上已经混业。

　　李扬：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讨论问题，讨论中国的问题，我们就和某些问题一样，我们有我们的老问题，也是我们的新挑战，老问题就是在西方国家似乎讨论不多的事情，在我们这里还依然存在，比如说2009年整个信贷扩张中，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其中有20%是属于混业，所谓银信托、银托信，银行和信托互相配合，资金搞来搞去，占据高达20%的比例，根本就控制不住。所以传统的问题我们这里还有。新的问题我们也产生了。我们有很多的理财产品你根本说不清楚，它应该归属银行信贷还是保险、还是债券？它们也有综合的性质。所以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做呢，这个问题非常大，我想只能提出原则的想法，我想可以从三个层面予以考虑。

　　李扬：第一条，我们还要继续深化现在以分业监管为基本框架的监管体系。因为我注意到，我们三个监管体系实际上都注重资本监管，这是符合要求的。另外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规则，在基本规则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一下子搞到那种非常复杂的产品上，产生非常复杂的技术，是不适用的。我们现在还有非常原始的金融活动。

　　李扬：第二条，和刚才夏斌问的问题有关，要有金融协调机制。它主要是两个层面，一行三会现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断地被人认识，并且被人讨论，所以三会之间有一个备忘录，三会在应对小组层面上、在国务院层面上也有定期的碰头。但是我觉得它应当更为机制化，如果可能应当机构化。

　　李扬：中国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一行三会一部一委，因为事实上财政部、发改委在金融活动上有非常举轻若重的发言权。而且它们会影响甚至决定整个金融的走向。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也应当有协调配合。当然我们注意到这个思路还不只是中国的事，比如说英国最近一个监管框架的调整，已经经过一次调整，成立了一个金融服务局，以前就整合了很多监管功能。现在它的金融服务局，它的央行、财政部又有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看起来是一个最高的委员会。我想这是共同的问题，不只是我们的问题。它的机构有可能不同、名称不同，我们这里有发改委，他们没有，但是这些功能是有的，这些功能必须协调，协调必须机制化。

　　李扬：第三条，从根本上而言，从监管的本质上来说，资本的监管、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应当得到强调。讲危机，我是经常会回顾并且引用19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论断，“问题不在于过度投资，也不在于过度投机，而在于过度负债”，现在的问题就是过度杠杆化，现在过度杠杆化最核心的就是资本。所以我们各个监管部门要强调资本，强调资本就是不要有虚假资本、不要重复计算，要把资本做实。然后在资本做实的情况下选择分母，让这个比例适合我们管理风险的需要。时间有限就讲到这里，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夏斌：谢谢李院长，他从机构、市场、产品等几个角度，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看待分业和混业，包括对沃尔克法制都提出了自己很好的想法。而且提出改善中国的监管及其监管的协调机制，他提了很重要的三条意见。但是我总感觉不解渴，因此我先提个问题，但只是从我个人角度、从学术角度。我的问题时，提到监管的协调，刚才提到了机构，怎么样进一步具体完善？或者说把这套东西建起来。

　　李扬：这个问题不如你回答，这实际上涉及到了行政经验的问题，机制化、机构化其实已经很明白了。我想对于这种需求，朝野都有共识。问题就是要有一个时机来做。一般来说，比如说现在马上就做恐怕比较难。

　　夏斌：李院长说到朝野，下面更多的媒体角度可能是代表“野”的（现场笑），可能还有更多参会的机构代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观众：我有个问题，你刚才谈到了一行三会之间要有所配合，然后要更加机制化，如果可能的话要更加制度化。你刚才也谈到英国已经将金融服务局并到了央行之下，之前我对伦敦金融城的主席福斯图专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中国也会做类似英国的，中央集权化的趋势，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可能会把三会集中起来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夏斌：这跟刚刚我提的问题不是一样吗？（笑）我非常抱歉你损失了一次提问的机会，我们再请一位观众提问。

　　观众：我是证券行业的。李院长，我非常同意不在于混业或者分业。您刚才讲到一个资本充足率，我个人认为协调机制不在于紧密度，不在于搞好关系，而在于采用统一的制度。如果一行三会对金融机构的考核，都采用共同的指标——净资本考核，我认为问题不大。问题在于净资本考核的数据是动态还是实时的，这个动态是定期的还是实时的，难度在于动态的控制。不知道李院长怎么看。

　　李扬：我知道你这个不是问题，而是你的看法。我想三个机构统一的净资本考核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保险机构不是这个事，保险机构的资本问题，是偿付能力的问题。证券也不是这个事情，证券的业务有净资本的问题，和银行净资本业务密切程度是不相同的，挺难。但是这个思路我非常同意，要有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干什的么，至于这个标准在证券中怎么体现、在保险中怎么体现、在银行中怎么体现，要有一个研究。我同意你的看法。

　　西村清彦：谢谢，非常感谢各位代表，首先我要表达我衷心的感谢，感谢邀请我参加陆家嘴论坛，特别是参加金融改革方面的讨论，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讨论一下现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的紧迫问题，以及如何来应对塑造更好的全球金融的未来。

　　西村清彦：在我简短的演讲中，我想介绍两个观点。首先金融创新在过去的25年中，可以说让银行和非银行之间划清了界限。这使得风险在银行机构和资本市场之间不断的来回移动，所以我们就很难找到哪里可以确定风险。银行机构现在也发现自己非常的脆弱，资本性的波动对于他们来说很难控制。沃尔克的法案还有相应的计划，是想要纠正这个问题。第二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一点，区域性的差别很大，银行的业务模式和非银行的模式，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金融改革应该选好时机，并且采取平衡的方法，很好地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以及功能性的差异。这听起来有点困难，以前的非银行机构越来越像银行机构，现在有一些银行机构已经不太像银行机构了，比如说现在很多的金融大亨，他们使用银行业务的时候，都采用分步式的业务模式等等。还有一些非银行机构，他们也从事类似银行的业务，比如说我们听到这样的业务很多，我的同事也谈到了，“影子银行”的存在。

　　西村清彦：这些变化之后的金融创新，其实是应该让我们能够改进效率，应该能够更好地在金融机构之间转移风险。当然，刚才我谈到的这种现象使我们越来越难判断这种风险到底在哪里。我们现在首先就是要找到银行确定面临的风险是哪些。现在有很多人都很担心，交易对手的风险会带来金融市场的供应缺失，特别是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特别是AHE被拯救之后，我们发现在美国出现最严重的问题，都观察到这样的一些情况。除了美国之外，整个世界都想进行金融监管的改革，沃尔克法则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在我看来沃尔克法则为什么要设计出来呢？是想把市场当中的风险避免，如果波动性太大，银行没有信息优势的话，他们无法预测市场风险波动性的话，就不做这一方面的业务。经过沃尔克法则，银行更倾向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应该利用自己更有信息优势的领域来做业务，基于他们和客户长期的关系来做判断。

　　西村清彦：换言之，就是银行业不应该追求短期的利益，而应该基于长期的利益和客户关系。我们看到公众的援助被错误地施加给了银行。我觉得沃尔克法则也可以用于货币市场的管理。商业银行不应该过度依赖于已发行的基金，他们的资金应该完全来自于客户的储蓄。可能这也非常符合日本传统以及亚洲传统的看法——银行是什么。

　　西村清彦：在日本，存款占到银行贷款的75%，和客户长期的关系也是如此，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提一下，在银行系统中，无论在日本还是亚洲，还是其他的国家，这种关系都是一致的。亚洲金融系统相对来说比西方国家更为稳定，这不是偶然。我们对于市场的信心也没有被大幅的消减。因为我们的银行很大程度上都是传统性的战略银行。在日本、在亚洲“影子银行”存在的范围非常之小。为了避免下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全面的、全球性的、一致的改革，改革全球金融监管系统。我们看到，不同的国际监管机构已经实施了这一改革。但是之前也有人提出，我们也要考虑区域的差异性，因为不同地区的业务模式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银行和非银行的界限方面。这些差别就体现了各个地区结构性的差别。如果我们总是假设有一个灵丹妙药，有一个屡试不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方案放到全球各地都非常适用。

　　西村清彦：我们也应该采取一个平衡的方法，我们要承认各个地区的监管政策有不一样的地方，有非常多的差异，可能要更多地去分析细节上的差异。此外，我们也要考虑到，所有监管条款综合起来所造成的差异，如果期望一套法则可以应用在所有的地方，这是不现实的，即便这套法则有比较好的出发点。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长期的利益和短期的成本之间，监管方面可能要做一定的取舍，因为长期的监管，在长期可以带来稳定性，是有益处的，但是如果过快地采取过于严厉的监管，可能会使我们目前脆弱的经济复苏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存在这样的情况。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夏斌：谢谢西村先生，他从金融创新的角度谈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不同的情况和建议。我想对西村清彦行长提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在讨论监管协调，中国金融理论也在不断产生，金融控股公司实际上也出现很多，尽管有一些在法律意义上还不存在。而日本在金融控股公司方面比我们走的早，我想请教一下，日本在这方面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可以告诉中国的观众。谢谢。

　　西村清彦：这个问题相当有难度。我想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目前日本的相关体系运作得不错。比如说我们分工很明确，日本央行监管所有的流动性，这方面它的功能执行得很清楚。然后在服务方面，是日本的金融服务局在管。从信息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流动性来说，必须要每一周、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的动态监控，这是相当重要的。在一天之内流动性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哪一个金融机构可能在某一天内出现流动性短缺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所以说日本央行可以说是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者，同时央行也与各个金融机构有相应的契约，也是最后关头借款人的职责。所以银行机构对日本金融机构也是有信心的。另外在服务方面，必须要确保市场上有充足的资本，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些不景气的机构，可能他们出现了问题，他们肯定会希望想点办法掩盖他们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处于糟糕境地的机构。

　　西村清彦：如果两个方面可以合并考虑，在日本的金融和监管体系中，两个业务领域合起来可能会在信息收集方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真实的信息收集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到目前为止，金融服务局和央行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好的，这跟过去英国的体系是不一样的。英国的央行不收集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有相关个别的信息都是流向了金融服务局。但是金融服务局在真正确定问题时，往往碰到了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定位流动性问题方面碰到很大的困难，很难找到这个银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说我们有办法，有系统、有原则，又可以分开来分管这些不同信息的机构体系。

　　夏斌：谢谢西村清彦行长很好的解答。如果大家没有理解清楚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日本中央银行对日本金融公司的监管，主要是对信息流动性的掌握，而金融服务局主要是日常的金融服务，及其业务的流程监管。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多地在会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西村清彦：我还要补充一点，因为日本政府是作为最后的借款人，所以我们也负责收集相关特定机构金融状况的信息。所以不是说央行完全分割，只管流动性的信息，流动性很重要，我想强调的是流动性是相当重要的，同时金融机构资本的状况，两个加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双重要素。这对整个金融稳定来说是相当重要。所以我可能过于强调了央行流动性方面。

　　夏斌：不会理解错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肯定是两个部门都要注意的，他们之间的信息是沟通的，我们会后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查资料。谁有问题要提。

　　观众：我们知道美国刚刚提出了对监管体系进行调整，沃尔克法则也要求银行的资本做自营交易只限于3%。这可能会导致有机构利用其中的漏洞，是不是会导致资本从美国流向英国、流向亚洲，因为目前英国和亚洲还没有这样的沃尔克法则。会不会有这样的套利情况呢？

　　西村清彦：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预测沃尔克法则的影响，确实是存在两种不同的体系。整个全球的框架的形成就是为了减少利用监管法则套利的状况。所以全球在这方面也会进行更多的交流，以减少利用监管差异套利的行为。因为这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是不利的。

　　观众：您觉得日本会跟进美国的做法吗？也会采用沃尔克法则？

　　西村清彦：我觉得沃尔克法则只是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还是建议采取更加全面的观点来看问题，金融监管体系从全局角度来说有类似性、有可比性，但可能具体的法律法规会有差异，从总体来说会有类似的原因。

　　夏斌：下面有请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焰先生给我们做精彩演讲。

　　吴焰：最近关于世界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有很多观点，刚才李扬博士的一番话是我非常赞成的，所以我想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防范金融风险，风险的聚积和风险的溢出，我们不能简单的从保险业的发展规则和经营、组织模式上去做简单的判断和界定，这个观点是针对当前的。我们也在研读沃尔克法则到底是什么内涵，它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又如何看待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切实地感觉到，当前作为一个金融行业的主体，我们感觉到了在这方面某些监管部门的过度自我抑制，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突出的。尤其是中国人保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保险金融机构，当我们感受到这种监管抑制的时候，这对我们自身的资本效应的发挥，我们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我们整体内部的战略业务协同，都起到了相应的制约作用。

　　吴焰： 1996年的时候，中国人保面临过一次分业监管的分业经营，当时中国人保被分拆成受干块，我们的寿险业务、海外业务被剥离出去。当时人保意识到，如果再这么走下去没有很好的前景，所以我们又回归到保险综合经营，中国人保从2007年到现在，三年时间，总资产翻了五倍，由过去单一某一业务的引领能力转向了多元能力。所以我想从中国人保自身的发展实践看，我们应该肯定这个趋势。现在我们担心的是对沃尔克法案过度解读，甚至是曲解。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个法则当中没有更多地涉及到经营和组织模式问题。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观点。

　　吴焰：第二个观点，金融监管应该注重功能性监管和强化资本的约束，应该淡化带有行政色彩的审批和许可。这个问题现在目前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刚才大家谈到了，很多问题针对李院长去的，就是金融的监管协调。我测算了一下，目前已经形成银证保监管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并且自我意识都比较强的情况下，如果期望于建一个更高规格的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就能够实现监管的有效协调和监管的效能提高，我认为这未免太书生气，不大可能。唯一的一个着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监管的理念、监管的着力点、监管的自我约束。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的话，那么即便是再成立一个更高规格的监管机构来协调，但是这三个自我意识都需很强——庄主席原谅我，我没有针对证监会的意思——这当中都有一个责任意识，但是责任当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过渡。

　　吴焰：比如说我举个小例子，中国人保旗下有很好的信托公司，结果我们在保险资金运用当中，本来保险对信托业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创新的载体和通道，是一个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载体，恰恰我们在运用当中，就出现了不同的监管部门，在另外一个监管部门是合格、有效的，并且是信用比较高的一个市场主体，但是却在对我们旗下的信托公司质检部有更多的专业层面的协作、合作。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要很好化解。

　　吴焰：同时我想补充说明的一个问题，目前中国的金融创新问题和中国经营和组织模式问题，都还是初级的。因为我们从金融创新来讲，我们原创性并不多，但我们能够借鉴国外的经验，识别风险之后的经验，本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剔除了相应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主管机构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第二个，拿人保而言，完全是一个初级形态，在这个过程当中，现状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可以说对它的风险识别，完全可以做到有效地去把控。所以基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的监管应该在这两个层面有一个更好的判断，更多地是去扶持和鼓励，而不是监管的自我抑制，进而影响到整个金融的创新。

　　吴焰：最后再简单说一个问题，作为保险的三大功能，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它的保险功能、资本融通功能和参与社会管理功能，但是我觉得大家对这三大功能的认识仍然是初级的，透过这三个功能再深入分析的话，其实保险机制在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在整个金融体系更有效的构建过程当中，有着更多的可发挥作用的空间和领域。在这一层面来讲，我认为今后一个阶段对保险机制如何发挥更有效的探索部门，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夏斌：谢谢吴总非常鲜明、非常尖锐的观点，就监管和被监管而言，这是一个猫和耗子的问题。我想再提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被吴总给讲过了。所以下面我们请现场的观众来提问。

　　观众：谈到金融协调监管，我想举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例子，这个问题可能和庄心一副主席比较近一点，长期以来，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再融资，对资本市场的运行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直接一点说是负面影响，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然后在应对这一情况，咱们证监会做了哪些工作？

　　庄心一：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再融资是它自己一项自主的行为，它有需要，也有能力，并且符合法定条件，当然可以去融资。但是同时也受着市场的制约，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决定了它的定价，所以什么时机再融资，应该是市场主体自主的考虑和决定。在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下，这方面的因素不是很完全、很纯粹，但是应该说这个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到现在我没有看出这样一个危机来。

　　庄心一：第二个作为监管部门，我们的法定职责就是一项，你符合不符合目前再融资的条件和标准，这个我想又是一个题外话了，就是要有一套程序、有一套机制。刚才我也说了，在公开的信用很强的市场上，我们遇到的挑战和压力很大。所以挑战和压力促使我们有了一套机制。

　　夏斌：我们还是接下来往下走。还有问题。

　　观众：我建议不搞更高层次的部门，但是我觉得监管不应该按行政系统来走。证监会的内容不在于监管证券还是基金。

　　夏斌：你重复了庄主席的问题，我同意你的观点，谢谢你。下来有请国际金融协会执行总经理查尔斯.搭拉拉给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

　　查尔斯.达拉拉：谢谢主席先生，您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之前四位演讲嘉宾都非常的出色，我是再这么长的一天会议之后，我也想让我的演讲比较有意思。我想讲八分钟就够了。我有五点观点想要介绍给大家，如果你听了这八分钟的演讲，看看你能不能总结出我是哪五点。

　　查尔斯.达拉拉：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再一次回到上海，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陆家嘴论坛，非常开心，我每次来到上海都会非常惊叹，因为我每次都会感到上海的勃勃生机，活力四射。我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妻子是北京人，她老家是上海。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上海的发展。

　　查尔斯.达拉拉：国际金融危机再过三个礼拜就是三周年纪念了，2007年8月9号这一金融危机爆发。我们必须扪心自问，金融危机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和看法？首先我想谈谈在全球金融领域中的人应该受到什么教训。我负责的机构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我们是一个全球协会，我们的成员公司在金融危机中没有犯什么错，它们包括中国的一些银行，澳大利亚的一些银行，加拿大的一些银行，大部分的拉丁美洲的银行，以及中东的一些银行。当然美国大银行、欧洲的大银行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些错误并不是金融危机唯一的根源，我觉得是错误的货币政策监管不当，还有很多策略因素也是始作俑者。我们必须要有更好的政策体系，更好的管理金融机构，在危机之前必须有更好的管理。

　　查尔斯.达拉拉：我们这个机构一直致力于开发最佳实践，并且鼓励金融机构以及我们的成员遵循这些最佳实践，这也是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感受：对于监管方面的讨论，好像它的背景有点不恰当，好像早上起来以后，通过一个破碎的镜子看我们自己，谁会相信监管无论它多紧，可以替代自我的风险控制呢？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一点。美国马上就要通过一个监管改革法案，我们来看多伦多峰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可以注意到，会上讨论的并不是风险管理，而是谈到监管、监管，从来没有讨论到风险管理。我想我们必须在监管的思维方面上有一些改变。大家可能听说过这句话，这是我的祖国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人说的，“年轻人到西部去。”当然美国人看到了他们的未来，就是挖金矿，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说，如果找到全球监管改革方面的指导，你也可以学华盛顿的做法，或者说看看多伦多，他们做出的决定指引着我们将来的做法，我想说朝北面走，不要在华盛顿找到监管的框架。我们可以看看20国峰会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全球协调。

　　查尔斯.达拉拉：美国有一个公司叫BP，现在名声不怎么好，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对美国经济长期建设来说，最麻烦的是官僚主义政治化，还有贫民主义。如果大家看参议院议长提出来的意见，他们提出来很多都是无稽之谈，350页的新的条款，还有很多的是要研究怎么样更多的监管，所以有几百页的监管文件，这些监管文件真的可以让这个系统更稳定吗？其实我对此有很多的质疑。沃尔克法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有好的出发点，但是结果被误解。到底自营交易过度的泛滥是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我们应该花大力气去看看到底问题是什么。解决方案是什么。我是持有这种希望的，我觉得全球的协调会给我们带来解决方案。这里面有两个大的困难，对于20国的领导人来说，接下来的挑战，一方面在宏观层面，如何进行好的协调，这里面有好的信号，也有不好的信号。

　　夏斌：谢谢查尔斯.搭拉拉精彩的发言，如果让我总结的话，我没有这个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来自这么多不同角色的话进行总结，今天很多媒体都在。实际上他最后一句话很好，西方的金融业吃一点西药，东方的金融业可以适当地吃一点中药而已。也许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心里的总结。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论坛必须结束，如果大家愿意总结的话，大家可以把今天的内容总结在博客上交流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嘉宾。散会。

　　[查尔斯.达拉拉] 现在在美国、欧洲之间有如何进行金融改革争论，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对于全球来说，如果美国人在多伦多，他们是走一个方向，而欧洲人跟他们南辕北辙，绝对不是什么好的信号。我对于奥巴马总统还是很理解的，我们不应该太早结束我们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我更认同欧洲的这种情况，其实他们也没有选择，他们必须受紧一些。因为这个市场肯定不能够再容忍欧洲有过度放纵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必须来到同一个起跑线，在全球方面做到监管系统的一致性。巴塞尔也在制定新的巴塞尔协议，看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可以制定统一的相应政策。包括银监会，早上刘明康主席也说了，如何把这个改革做好，如果这些监管改革做不好的话，经济就会再一次倒退。但是如果我们做过头的话，也会影响到全球金融改革的效应。

　　查尔斯.达拉拉] 最后我对中国的银行业也想说几句。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它基本上避免了一些全球大的教训。中国银行确实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两年前大家谈的是，当时的信号是不用去管风险管理，而是管放贷就行了。结果一年当中贷款就有了急剧的增长，所以这也告诉我们银监会，大家看年报也知道，重点还是要放在风险管理，中国银行如何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比如说在贷款方面有一些城市需要特别的监管，包括治理结构，这也是中国银行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在银监会的领导下，做更多的工作，当然他们现在在做这些工作。此外还有人力资源方面的管理，西方的企业在薪资管理方面犯了大的错误，中国有机会避免这些问题。如果说人力资源方面的决策很多是有政治因素的话，也是有风险的。所以银行未来的风险，人力资源方面一定要做到健康，这里面可能有道德的因素，所有的银行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警惕道德上的风险。在西方现在正在激烈地讨论这一问题，我相信中国的监管者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必须逐渐地削减政府在银行业中的巨大作用，这个当然会有难度，但是我希望政府可以逐渐地减少其影响力。同时我希望这个行业可以更加的开放。

　　[查尔斯.达拉拉] 中国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在逐渐地开放银行业，这一条路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继续地开放银行业。最后，主席先生，我想说我在过去几年，从我太太这里学到了一点，中医有很多的好处，西方的银行业，他们希望给他们的银行业吃点西药，但是他们不应该让亚洲的银行业吃西药，也应该有中西结合的疗法。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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