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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发展中国家创造复苏的条件，更要尊重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只有货币体系和债务体系的重建，才可能建立“强劲、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框架
多伦多G20峰会力促“复苏与新开端”，这正是当前全球经济的写照。纠结于复苏与平衡的全球经济，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凸显出其复杂性。尽管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长期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经济复苏中利益分配不均等化的实质，已经使这种几十年来相对稳定的态势在“多元化”格局中孕育着变革。
金融危机复苏进程中，新兴经济体领跑、发达经济体滞后的格局已然确定。新兴经济体潜在需求巨大，内需活力渐趋形成，对欧美经济依赖度下降，对内需求依存度开始上升，强劲的国内支出扩张帮助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今年一季度，中国、印度、巴西分别实现11.9%、8.6%和9%的高增长。
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南北国家间实力的消长，也为打破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模式和框架，积极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均衡框架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在这一背景下，经历了三次会议后的G20，终于取代G8，走向了全球治理的中心。
然而矛盾与分歧依旧存在。这种矛盾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这反映了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的差异化复苏，以及利益再平衡格局的诉求与演进的新特征。
一方面，在发达国家之间，美欧都想由自己的政策主张主导G20，并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从美国方面看，其面临的是金融危机后的金融重建，这从G20峰会前急于抛出《金融监管法案》就可看出，奥巴马政府试图重整美国金融体系，重振美国金融竞争力，重塑全球金融绝对领导权的战略意图。而欧洲面临的是财政危机后的财政重建，与7500亿的稳定基金相比，财政自救，建立约束机制才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治本之策，欧元区国家下定决心拿出一整套财政重建的方案，启动一轮“财政紧缩周期”，以重树欧元信心和政府信用，虽然这将是以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甚至衰退为代价，但面临欧元生死存亡之时别无它选。因此，无论美欧有多大分歧，金融监管改革与财政约束及重建，都会因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而大大推进，这也是美欧的核心利益所在。
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除了关心全球经济短期增长外，更关心的是全球经济如何向更加均衡、公平和健康的方向发展，强烈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话语权的金融改革。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似乎更难弥合，这种改革的进程更为艰难。
第一，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被有效撼动。近20年来，全球主要国家形成了依托实体经济的贸易分工和依托虚拟经济的金融分工的新型分工形态。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金融危机让人们认清了美元系统的缺陷，然而尽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甚高，但目前暂时还没有对美元的替代，作为与美元可以抗衡的欧元，也因主权债务危机而遭受信用危机。以多种标准来衡量，美元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货币。截至目前，在全球国际贸易计价、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使用美元占比分别为48%、61.3%和83.6%。
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呼吁下，它们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投票权有所提高，但是提升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依旧任重而道远。国际金融体系除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还涉及到国际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体系、国际流动性的创造和分配、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国际货币金融政策协调等各种制度框架。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实际上美国不愿意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造，只是想搞些“小修小补”，比如适当加强监管、有限增加某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等等。因为美国有两条底线不可逾越：一是任何国家不得削弱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二是任何改革建议不得动摇美元的支柱地位。
第二，失衡的国际债务循环体系还没有被彻底打破。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更是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美国经济的运作模式，从本质上说严重依赖两条主线：第一条是政府支出，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由发行国债来补充；第二条主线是居民消费，居民消费来源中很大的比例是银行消费信贷，银行发放贷款后，再将贷款资产证券化，归根到底，居民负债消费是由于他们是资产支持证券的购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债务经济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债务经济的循环过程中，一方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和资源性商品输出国、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则是充斥着全世界的美国发行、美元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尤其美国发行的巨额债券进入到各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贡献”。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对内债务达8.6万亿美元，对外债务为13.7万亿美元，几乎占GDP的90%，美国已经进入债务快速增长的通道。从未来趋势看，美国这种债务循环并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消费型国家、生产型国家、资源型国家的债务债权链条也很难被打破。“留下了增长，流出了财富”，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引领全球经济走向复苏过程的背后，依旧折射出全球利益与财富分配的巨大失衡。
从G8到G20，绝不仅仅是数字和范围的扩充，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发展中国家创造复苏的条件，更要尊重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只有货币体系和债务体系的重建，才可能建立“强劲、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框架。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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