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刚才刘教授对于中国经济的中期宏观形势做了一个发布，现在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下我个人对于宏观经济下一步发展的看法。
首先我的一个观点，我国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基础，从中长期的因素来看，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发展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不管是在百姓还是在各级政府的官员，还是在我们的学界，在各个层面上大家对于发展形成了高度的共识。这是我们的思想基础。
第二个因素也是一个中长期的，就是中国在今后几十年里面，城镇化的进程会加快，这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第三个因素中国这么多年来形成高的储蓄，以及中国比较良好的政府财政状况，这些都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力财务资金的支持。这是属于中长期的因素。
我想再补充三点近期观察到因素。这些因素我注意听了一下，在中期的报告着墨不多。
第一、从去年的危机以来，大家注意到了中央和国务院就中国地区发展发布和制定了不少于15个国家性的发展规划。这里面既包括前几天西部大开发下一个十年规划，也包括了新疆、西藏跨越式的发展规划，还有像江苏、沿海经济带的规划等等。在这些规划里面，我们看到了对于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了一个统筹的部署。不仅涵盖了投资，也涵盖了民生，范围是非常广的。这些基本上覆盖了中国整个国土下一个周期的发展规划，应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第二、如果我们现在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现在在组织发展，特别是抓住机遇发展过程当中雄心勃勃的大手笔，应该说都是非常的振奋人心。我昨天刚刚从重庆回来，重庆的民生计划在今后就达到了3000亿，不包括两江新区的建设。
第三、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大力度的投资，发展到今天，民间投资的增长正在加速。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在很多地方，在中国民营企业发达的东部地区，现在民间的投资增速已经高过了国有资本的投资。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我的观点，从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虽然可能有一些波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发展大趋势是没有逆转的。
第二个观点，本轮的发展当中有两个特点。
第一、由于我们现在不管是后危机时期也好还是在危机的后阶段也好，我们仍然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这是我们在下一步发展当中，或者本轮发展当中的负面冲击的作用。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危机在年初的时候，很多专家，包括从业人员、政府层面都没有预计到这个危机会对于今年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类似于这种尾部的冲击今后会不会发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从中国的经济来看，像影响中国经济或者金融体系一个很重要流动性的状况，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个跨境资金流动的情况。这个流动的变化应该说是非常快的。5月份之后资金流动大幅度的放缓，这样对于我们流动性管理都带来了新的局面。第一个特征就是不确定性更多一点。
第二、我们认为下一轮的发展还是带有更多的发展模式调整和改变，以及创新在里面的发展。所以，下一轮的发展除了有负面的冲击以外，我们认为还有很多正面冲击的影响。科技创新就不用说了，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像西方、美国制造业再造计划，出口扩大的计划，以及改变过度负债消费的模式都会逐步的调整。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变也是被提到了发展最重要的议程。所以我们说下一轮的发展既然负面不确定的影响，也有很多正面的，提高我们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因素。
第三、在下面发展当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我们党中央国务院都制定了一整套的方针政策。怎么把这个方针政策落实好，我认为应该是有三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关于具体政策的取向和灵活性问题。作为货币政策应该说从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的基本判断来看，我们认为今年确定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整体取向没有变，促增长、调结构，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依然是我们政策的重点。政策的灵活性来说，作为中央银行这个流动性应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体现在我们对于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方面，我们可以根据流动性变化情况对于流动性加以灵活的调整。我们的灵活性还体现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面。我们有数量级的工具，比如说我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我们也有价格型的工具，比如我们今年6月21号就恢复了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灵活性还体现在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政策的时机的把握，上半年针对流动性过多的情况，特别是一季度的时候我们提高了几次存款准备金率，6月份选择适当的时间窗口恢复了人民币汇率有关的浮动。
这里面我特别想强调一下，灵活性在很大程度是体现了政策的力度，政策力度是不是合适，我们的参照系是什么，我认为如果以应对危机时的特殊情况下的政策或者说它的实施形成作为参照的话，这样就会产生偏离。比如说信贷规模，大家都会拿去年大量的信贷投放作为今年衡量，认为今年的信贷过紧了。我觉得有失偏颇的。
第二、关于政策的组合和政策叠加的效应问题。我们知道在政策和政策目标、政策工具都有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有多少政策目标就应该有不少于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但是在中国的情况，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恰恰是同样一个政策目标，我们施用了非常多的政策工具。我们同时对于一个主体施加了很多政策目标。这样使得政策效率的叠加问题成为大家议论的重点。我们认为在政策统筹上面，更应该提倡统筹，而不是叠加。统筹和叠加的区别是什么呢？我认为统筹是我们分清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是什么，次要矛盾和次要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所的政策工具，哪些应该作为主要的工具使用，哪些是次要的工具。最后达到一个很好的宏观管理效果。像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像在我们的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管理上，在劳动力成本的管理方面等，都应该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第三、关于我们政策工具的针对性和正确的定位问题。在09年保增长是第一重要的任务，我们一些就要关闭的小钢厂，今年强调更加严格的节能减排要求的时候，这些小的钢厂，小水泥厂又面临着首当其冲被关闭的情况。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更多考虑宏观经济的使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两套政策工具都应该作为最主要的政策考虑。而有些政策，比如像准入的标准，像监管的标准，这些对于规范和引导某个行业或者某个领域有比较直接的针对性。但是，如果要把这些工具当做宏观调控的工具使用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企业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企业预期的不稳定性。恰恰一些价格性的杠杆作用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我认为应该注意到一个政策工具的正确定位问题。
总体来说，我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充满信心的，而且在实现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加强对于形势的分析和调研，并且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加强宏观经济的调控，加大改革力度，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可持续的发展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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