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以央行行长为锚的货币制度

　　上文提到的保罗·沃尔克先生（Paul Volcker），是1979-1987年间的美联储主席。此公被看作货币史上的一位英雄，以强势扭转了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我们到今天还在讨论人民币要不要以美元为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脱离了金本位后的美元遇上了这么一位人物。我喜欢他的故事，正是那略带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让我明白货币选锚问题的困难所在。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时间，各国央行持有的数百亿欧洲美元，再也无处按美国政府当年承诺的平价兑换黄金。此前几年，美国国会也大大咧咧地解除了美联储发行美元非要有一定比例黄金储备的法定要求。这就是说，无论对外还是对内，美元都获得了“解放”——它既不受黄金储备的束缚，也不受履行平价兑金承诺的压力。但是，美国因此就真的白白占到了便宜吗？

　　至少沃尔克不这样看。说来不是巧合，这位对美元地位忧心忡忡的人士，当时还是“尼克松冲击”的最重要谋划人之一。作为时任美国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他认定欧洲美元危机是美国超出黄金储备发行货币的结果。因此，他不同意其他总统的智囊之见，以为威逼利诱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美元危机。他主张公开摊牌，结束根本就不可能守得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沃尔克认为还要下大决心治理美国国内的通胀。祸害的源头还是美元超量供给，但治理国内通胀却比对付那些暴跳如雷的外国政府代表更为困难。毕竟，治理国内通胀的代价要由本国同胞、产业企业界以及政治家来承受。没有一定的共识，缺乏必要的政治容忍、许可和支持，治理已经恶化的通胀根本无从谈起。实际上，到1979年沃尔克得到卡特总统的提名而当上美联储主席时，美国CPI已高达13%，累积多年而加速的通胀早就是美国头号国内经济问题。

　　这位身高两米以上的新主席上任伊始就下痛手。那时美联储的政策工具与后来格林斯潘时代的一样，主要是提升联储基金利率 （FedFundRate）。他上任第八天就宣布，把联储基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到11%，再过两天又宣布把贴现率提高5个基点到10.5%。但是，当这位美联储新掌门人要求再次提高贴现率时，他遇到了麻烦：美联储有投票权的7位委员中，3位反对。虽然沃尔克还拥有多数，但舆论和市场却判断进一步的加息是不可能的了。

　　在美联储投票决定基准利率的制度下，沃尔克遭遇了两难困境。如果他坚持“利息至少为正”的立场，要求进一步加息，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上任不久就变成少数派的美联储主席，并因为成为少数而无法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如果他像他的前任一样圆滑地妥协，那么反通胀使命就前功尽弃。这里的关键是，通胀不单是货币现象，而且还是公众的心理现象。人们预期未来还是高通胀，就会不断地以购买行为来保卫自己的财富。人们越是不停地买、买、买，货币比商品和服务增长更快的超发行本性就越发暴露无遗，并使物价的持续上涨刺激更多的购买行为和更高的物价上涨。要打破高通胀自我强化的逻辑，有效办法就是升息，因为利息的提高等于增加了消费行为的机会成本。经济学说，只要代价足够高，总可以约束得住行为。

　　问题是，有没有允许经济规则发挥作用的政治条件？美联储内部的反对意见其实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大幅度升息必然带来“治疗过程”的痛苦。从生产者的角度看，消费者一起减少购物意愿不啻是一场灾难，因为库存会增加、周转会减慢、破产要上升、失业会严重。原来，经济不但也怕痛，痛者还会大喊大叫。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一道道“微调式”的升息，事还没办成，叫痛的政治力量就集结完毕。

　　沃尔克理解自己的困境，但绝不放弃为脱离金本位的美元重新建锚的使命。他坚持经济逻辑的原则，又凭借多年“周旋”在美国行政与政治迷宫里练就的本领，终于找到了破解困境的实际路径——美联储不再投票决定基准利率，转而直接制定美国货币供应量目标，然后经由市场过程，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决定利率的变化。这真是神来之笔：货币供应量当然决定着利率，但美联储却再也不需要为提升利率而直接面对政治紧张。当时有一位批评者点评道，“这是一个政治行动而非经济行动”，因为“随着利率不断升高，联储可以说，‘嘿，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没有加息，我们只是在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

　　有关此次美国货币调控转型的细节，读者可以在《纽约时报》记者那本出色的传记里读到 （见JosephB·Treaster,Paul Volcker：TheMakingofAFinancialLegend.李莉 译，《保罗·沃克尔——金融传奇人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这里记下的是结果。1979年10月6日美联储一致通过了货币供应量目标的新体制，接着在开门的市场上，联邦基金利率从12%攀升到18%，然后落在13%-15%。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因此被推高。然后，利率在平静的氛围里持续上升，在1981年夏秋之际攀上了连沃尔克本人也没有想到过的顶峰：联邦基金利率19.1%，商业银行优惠利率21.5%！狂奔的通胀野马终于被勒住了：美国通胀率在1981年降为6.5%，再过2年又降到4%以下。代价当然也不菲：美国经济在衰退里挣扎，破产企业翻倍，失业率创1940年以来最高。提名沃尔克任联储主席的卡特，因为保增长不力而无缘连任总统。对于沃尔克本人来说，虽然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模式确保了他得以在美联储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排山倒海的讥讽和谴责、受损利益集团的高调辱骂，还有时隐时现来自白宫和国会山的政治压力，终究还要压在这位大个子的身上。沃尔克的品格不允许他做无原则退让，而正是这一点帮他守到了云开日出——从被污蔑为经济衰退杀手，到成为公认的美国英雄。

　　从货币制度着眼，沃尔克为美元重新建起的“央行行长之锚”，是不是过于诉诸个人因素而缺乏持久的可靠性？有这个问题。君不见，美联储在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主席领导下的作为，不正因为金融危机而经受着重新审查吗？不过，我从沃尔克的故事里也读到另外的意味。所有那些弥漫在央行这样一个人造机构周围的要求宽松货币、不惜以通胀应付短期经济压力的社会力量，同样也包围并改变着古典金本位制。讲到底，黄金的物理属性不能抵抗晃动货币之锚的社会力量。在由人组成的经济里，“非人格化（impersonalized）的制度安排”，终究会受制于在传统、历史教训、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等约束下的人的行为。结论是，“以央行行长为锚”——或以任何其他人为机制为锚——的货币制度，不但不是偏离理想货币体制的例外，反而集中而醒目地反映了人类寻找可靠货币之锚的全部困难。

　　周其仁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