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10年2月3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们借互联网新媒体之广泛传播,以百年视角,展望刚刚度过60年大庆的新中国未来。以1949为起点,我们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站在2049回望新中国。中国人,将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带向历史,或者未来?搜狐公司与亿万网民,一起期待智慧启迪。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谢谢论坛的邀请!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讲当下的经济问题。因为走向2049的中国是由无数的当下问题组成的,哪个问题往哪个方向去解决,肯定决定着不同的2049的中国。这个问题是当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世界各国在刺激政策上怎么退出,要不要退出。
总是有人问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退出的恰当时期?我说,从中国的情况看,是应该退出。理由,我当时讲过两条:第一,中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经保证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既然第一个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出。第二个理由,在中国的经济刺激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刺激政策的一些代价,主要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市场物价的整个形势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个我们在市场上已经看到了。
还有一条理由,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讲一讲。我们对于经济到底怎么发展,应该有一些更深层的看法,所谓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用扩大的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都是在需求这一侧采取的短期办法。根据经验来看,它也只有短期的效果。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的腾飞,都是靠多供应货币、靠政府多负债就可以获得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经济情况,中国应该非常主动地实行有步骤的、坚定的退出政策,让这个经济回到一个可靠的增长的基础上来。
我还讲另外一个看法,退出要和一些进入组合起来,因为大家担心,现在巨大的经济增长是靠政府下放的投入在支撑,一旦退出,这个速度还会保证吗?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不是说由于担心政府退出,经济速度就会下滑,所以政府要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刺激。也就是说,高额的负债和过量的货币。我认为,正确的解决办法是让经济回到能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上来,最重要的是供给一方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所以退出和进入要组合。政府的负债、过量的货币供应要退出,坚决有步骤地退出,但是结构性的改革要进入,要加快。特别是由于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似乎形成了一个全球的舆论,市场出了问题,政府来救。现在看起来,政府的救也不会免费,美国、欧盟,更不要说日本,某种层面也包括中国。
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政府这一侧的经济政策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像美国的财政赤字这么大,占GDP的10%以上;而当年欧洲国家在加入欧盟是有协定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是有控制的,但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很远地离开了这个原则。
所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使了很大的力量,人类的下一个危机可能就是财政性的危机,像最近土耳其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在达沃斯开会,还听到有一些欧洲国家要发生类似的麻烦。我想这个经济发展问题,还是要回到根本的方面来。
到底靠什么来支持经济增长?我想这个道理还是很简单的——就是要在供给这一侧,动员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刺激市场需求,从事有效的生产,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短期的刺激政策也许必不可免,但是不能把这个看成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础,这个中间的政策不能混淆。如果混淆,2049年的中国很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中国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指出两条历史经验。1980年代时候的中国,当时有一个所谓的跃进,财政赤字是抬头的,货币也是超发的,但是1980年以后中国很快进行了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这个改革是实质地改变了经济活动当中的基本关系,重新界定了普通人的财产权利,界定了普通人、地方、企业活动的自由空间,这激发了一部分供给的增加。所以1980年的财政、货币的不太正常被改革消化掉了。
第二个例子,1997年,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那一年为了对付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中国政府也采用了扩大开支,加大政府项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财政变量、财政赤字、货币供应方面也出现了短时间的不正常、不健康情况。但是1997、1998年以后,中国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启动了改革,特别是对庞大的占有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体系进行了改革,对金融体系进行了改革,对政府垄断的大产业部门进行了适度的开放,特别是通过WTO的签订,中国扩大了对外开放,增加了全世界资本、信息、技术、人才和中国资源的组合。
因此,1997年、1998年以后,中国短期的、不健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就被这个改革的成果取代了。
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规模可能超过以往,遇到的挑战也将超过以往,但是基本的道理相信是一样的。仅仅有短期超发货币、政府扩大赤字,是不够的,因为借了钱将来要还的,政府用什么来还这些债务呢?如果不靠税收,靠多发票子,市场物价就会发生变化,物价最水平也会发生变化,最后只能给企业、家庭、个人带来做决策的困难。
因此,这绝不是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可靠的基础。可靠的办法还是要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今天,这方面的任务不但依然很多,而且依然很艰巨。为此,我的看法,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年度的GDP增长,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我想当下问题的解决方向就是逐步缩小刺激政策,退出刺激政策,同时启动结构上的改革,让中国经济,面向2049的中国经济,有一个更可靠的发展基础,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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