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公平环境 释放民间投资活力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罗云毅

　　即便在实施投资新政的2009年，民间投资的增速也是非常高的，2009年私营和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是近30年最快的，甚至比国家严格控制投资的2003、2004年还高。当前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要创造公平的环境，让优秀民营企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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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郭琳

　　《中国投资》：金融危机以来，有些观点认为我国投资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认为民间投资因此活力不足，对此您怎么看？

　　罗云毅：认为民间投资活力不足，国进民退，去年以来这种观点很多。其主要依据之一是表中2009年城镇投资中各所有制投资增长速度数据比较。如果直观地看，统计数据确实显示出国有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集体和私营投资的增长速度比较慢，当然国有投资所占比重也就上升了。于是就有人得出了所谓“国进民退”的判断。

　　对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看呢？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为什么2009年国家要搞投资新政。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是一个先导性指标，其下降往往预示着后来时期投资增速的下降。从图1可以看出，2007年和2008年我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下降，2008年甚至为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民营企业，特别是东部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对国内外市场变化比较敏感，看到市场前景周期下行趋势，投资意愿就明显下降。

　　大家知道，我国的储蓄率相当高。从经济学角度看，如果储蓄不能顺利转化投资，就会影响经济增长。既然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公共部门又有大量基础设施和民生投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2008年夏天开始，中央开始酝酿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将社会储蓄变成政府投资，这就是通过投资新政。

　　其次，是不是国进民退还可以从投资新政的结构来分析。4万亿投资除极少部分用于技术改造外，主要是投向了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沼气项目、基层医疗卫生、饮水安全、农村公路和电网、水利设施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廉租房建设、环境保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灾区重建投资所占比重也相当大。因这些大都是不赚钱的项目，本身就应由政府进行投资，并非是政府投资抢占了民间投资领域。

　　再次，国务院最近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增长的36条。这一文件的酝酿与起草实际上是在2008年6月份就开始了，经过历时1年的反复调研、斟酌和修改，最近才正式公布，可见政府对民间投资的支持态度是一贯的，从政策角度看从来没有什么国进民退问题。有的媒体人士说“新36条”的出台是因为今年国有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为让民间投资弥补因此而产生的缺口才推出的，这显然是不了解情况。

　　《中国投资》：与“国进民退”判断相类似，有的观点认为当前民间投资活力不足，对此请您评论一下。

　　罗云毅：对这个问题也要用事实说话。先看一组数据：2004年，非国有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是64.5%，2007年这一比重上升到71.8%，4年间提高了7.3个百分点。因此这一期间可以说是“国退民进”。那么这一时期非国有投资年增速是多少呢？4年间的平均值为29.5%。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速，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民间投资的活力。2009年集体投资和私营投资的名义增速虽低于国有投资，但仍分别达到了36.7%和35%。如果再考虑到当年投资价格指数下降2.4个百分点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率就更高了，远远超过了2004—2007年“国退民进”期间非国有投资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怎么能说民间投资活力不足呢？

　　总之，仅仅表象化地看统计数据在判断上就会出偏差。再举一个例子。表中2009年外资的投资增速变成了负数，是不是由此就能够推导出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折呢？这样的推导肯定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去年外企投资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大都是其母公司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了困难，减缓了对外扩张的速度，而不是因为中国外资政策的变化。显然，这样的推导与前边“国进民退”的判断都是犯了简单化的错误。

　　去年年底，正好是谈论国进民退比较多的时候，我去南方的一个城市，一位民营企业老总在座谈会上问我，“中央对于民营资本的政策是不是变了？”我就从4万亿投资的背景开始，分析了相关投资数据。他们就能理解为什么2009年出现了数据上的国进民退，也理解了中央的政策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

　　《中国投资》：民营企业在投资中，常常遇到隐性的障碍，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被称为“弹簧门”和“玻璃门”；另外个别行业如钢铁、高速公路等出现了民间资本被国有资本收购、重组的现象，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罗云毅：国家关于支持民间投资的政策是一贯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具体的工作上都十分完善了。许多地方民营企业家反映投资中的一些问题，确实都是存在的。但我认为，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之所以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不是国家对待民间投资政策变化的结果。究其原因，首先是我们的体制转轨还远远没有完成，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痕迹或惯性还在起作用。其次，在转轨中，对某些特殊行业、特殊领域的管理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也还在探索之中。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出现某些反复和周折，或者你所说的“弹簧门”和“玻璃门”也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些问题，决策部门十分重视，但进一步完善还需要时间。

　　《中国投资》：“新36条”给出了民间投资的方向，不过有两种担忧：一种是政策不稳定的担忧，在具体行业，民间资本害怕政策变化使投资成果付诸东流；一种是中央政策到地方变味，得不到落实，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罗云毅：国家大的政策是稳定的，这毋庸置疑。可能具体的行业和具体的某个做法上会对民营企业产生影响。比如一些宏观调控的政策虽然并不是专门针对民营企业的，但有可能最终落到了民营企业的身上。

　　地方政府方面其实也不用担忧，地方政府非常欢迎民间资本的投资。虽然有些地方可能在投资过程中服务意识还不到位造成了投资的困难，这实际上是传统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遗迹，使得投资环境看起来很不顺，并不是不欢迎民营投资，这些具体工作方法的问题需要解决。当前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要创造公平的环境，让优秀的民营企业获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