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转型的“渐进性”

　　得益于政府高度重视与社会广泛宣传，低碳观念开始在我国迅速普及并流行，很多地方政府开始花大力气，乃至斥巨资打造各类低碳项目或低碳工程，这对推进我国的全面低碳转型无疑大有裨益。

　　但低碳转型需要从现实出发，走一条渐进而不是冒进之路。

　　我们的经济根基就建立在“高碳”模式之上——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制造业的发展又离不开对能源的消耗，我国的制造业又多以高耗能产业为主，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低碳转型之路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中国目前的实际国情，如此多的劳动人口和相对较低的产业水平，使得中国已离不开制造业，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制造业发展之间完全是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0%，年均增长率约为15%，“制造”成为中国的使命所在。

　　我们丢不开制造业，当然也就不能立马与高碳决裂。我们所要做的，是逐步从高碳制造向低碳制造方向转变，这需要有巨大的投入，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

　　消费领域的转变也是如此，社会大众实现向“低碳消费”方向转型也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产品生产厂家而言，搞“低碳”意味着要增加产品成本，所以生产同样一种商品，低碳产品的成本往往会大于高碳产品，也就是说，高碳产品往往会比低碳产品更具价格优势。

　　现在沃尔玛已着手在中国推行商品的“碳足迹标识”，要求两万家产品供应商必须提供其产品的“碳足迹”，可以预见，届时消费者在沃尔玛购物时可能会面临一种抉择：是花较低低价格去购买一种高碳产品？还是花较高价格去购买一种低碳产品？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中国的消费者去拔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这种境界即使能达到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在低碳转型初期，市场更需要有政府扶持力量的介入，我国的节能灯推广就采取这种思路，自2008年以来，政府已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推广了节能灯2亿只以上。

　　走低碳转型之路，方向和启动是关键，要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转型方向与具体方式，从脚下开始起步。

　　一般而言，实现低碳可通过两种手段达到：一是行政手段，二是市场手段，二者各有优劣：行政手段比较立竿见影，但对被执行企业的损伤程度较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市场手段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对经济的冲击也小，但见效期相对较长。各国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具体实现手段。

　　西方国家一般较常采用市场手段，如征收碳税或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等方式；我国则更常采用行政手段，比如对小火电、小水泥等高排放高耗能企业的关停并转，尽管政府也明白直接关停会对企业造成损害，但在碳排放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完善的今天，行政手段仍是一种迅速降碳的有效方式。

　　各国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碳交易的具体方式。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分为强制性减排交易和自愿性减排交易两种，强制性减排交易会比自愿性减排交易更快达到低碳效果，很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强制减排交易制度，目前欧盟采用的“碳配额交易”就是一种典型的强制减排交易模式；我国并没有把碳配额交易作为发展方向，中国目前更适合采用VER模式（自愿碳减排交易），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保护环境理念的深入，自愿减排已逐渐成为国内许多企业、团体甚至个人的重要选择，这也为我国VER市场平台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实现低碳转型要有数量渐进指标。我国已对外承诺到2020年要实现碳强度减排45%的大目标，按照时间序列这相当于我们的“十三五”目标规划，而要达成这一数量目标，就要做好“十二五”的规划，同时要确保“十一五”减排任务的完成。

　　我们制定的“十一五”目标是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截至2009年底我们只完成了14.38%，不足预期目标的80%，这意味着今年剩余时间里减排任务将极其艰巨。

　　总的来看，低碳转型对中国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内循序渐进的过程，绝不可能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套路。

　　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低碳经济其实是一种体系转换，也是一场制度创新，从技术到经济，从政策到法律，从产业到金融，从社会到环境，从商业模式到消费习惯，几乎每个环节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体系转换的工作只能点滴渗透、步步推进，否则很容易出现紊乱，甚至走向反面，这一点在转型初期要尤为谨慎。

　　（熊焰：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 (来源：熊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