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于海洋
7月15日，高盛集团用5.5亿美元的代价换来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下称“美国证交会”）的宽恕。《纽约时报》评价美国证交会史上第一大罚单的意义在于未来，但在许多人看来，没有清算，没有反思，轻装上阵的高盛马上就再次投入到左手搞咨询、右手做风险投资的稳赚
7月23日，91家欧洲银行又如奉纶音般花钱买来了高盛的压力测试评价；7月24日，高盛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团队最新一期《中国点评》一经发布，吃过大亏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是应声调整。对高盛和它背后那些大大小小的投行们来说，道德和信誉已经不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品。因为它们已经塑造了一个把大鱼吃小鱼视为普遍原则的市场环境。
这个处罚的结果能否让对金融投机危害性深恶痛绝的各国政府满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监管者的无能为力
将高盛认罪和史上最严厉金融监管法案的通过放在同一天，奥巴马政府刻意营造的震撼效果就是为了向美国金融界、尤其是那些胆大妄为的投资银行们发出一个明确的警示信号。但是鉴于5.5亿美元仅相当于高盛本年度第一季度两个星期的利润，鉴于高盛接受罚单当天，其下挫了200亿美元的市值就恢复了50亿，高盛实在找不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理由。
高盛的事后声明里除了含糊其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思和承诺，轻松地像不小心弄脏了人家的裙子，而不是让成千上万的人一夜赤贫。
这样的结果虽然不是民主党的本意，可是面对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强弱之势早已异位的现实，也只好徒呼奈何。
美欧等国改革派的命运沉浮，佐证了纯粹的经济人比选举制下的政治人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历史往往是不公平的，小布什政府执政时期虽碌碌无为、坐视结构性危机的孕育发生，但其民意基础的流失速度也没有超过锐意改革的奥巴马政府。
从医保法案到金融监管法案，奥巴马可能会在美国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但他也陷入了改革者的宿命当中，彻底的改革注定要比修修补补的微调激发更多的恐惧、愤怒和抵制。监管者过快的丧失民意支持和彼此间的勾心斗角，为高盛这样的公司找到了逃脱制裁的机遇。
早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之时，世界各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携手打击金融创新名义下的投机行为的决心。但随着危机的淡去，各国政要发现，经济回暖与否还是要看这帮金融大鳄的眼色，于是大多改弦更张，在对他国的金融“诈骗犯”恨不得一口吞下的同时，却希望对本国的投机者网开一面。
及至今年召开的20国集团多伦多峰会，金改联盟已经荡然无存。无论是开征银行税还是合作打击跨国投机，这些当初信誓旦旦要联合实现的目标，都被空洞的原则性表态搁置了起来。尽管谁都清楚，跨国金融资本的实力早已超过了一个国家控制能力的限度。就像欧洲多国在欺诈事件后都明确拒绝高盛今后再承揽包销国债的业务，但他们拿什么控制本国那些与高盛存在密切关联的金融企业转包业务给高盛？
事实上，从希腊债务危机到此次欺诈事件、包括唱衰中国工行再行持股事件，高盛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欺诈事件彰显了高盛与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还有各国的官僚政客、金融机构，上下其手，相互勾结的企业生态。
国际协调的不到位使像高盛这样的大企业永远失之东隅、收之桑梓，凭借利润来源的多元化和各国的立法差异抗拒监管、广泛布局、更新欺骗手法，有时甚至操纵政治和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
今天，我们看不到各国政要在国际协调方面的实质进展，也就看不到高盛们的实质收敛。虽然不能断言激烈的改革已经随着经济形势的转暖而趋于落潮，但改革者的失势就目前而言已经是一个事实。如果不能唤起民众对金融监管在内的改革措施的坚定支持，几年之后高盛又将依然故我。
被淡化的高盛危害
高盛欺诈事件究竟暴露了以其为代表的跨国投行们怎样的危害？从罔顾信托责任和欺骗投资者的角度加以分析，高盛的伎俩并不新鲜：它利用自己成熟的咨询业务给客户提供带有利益倾向的信息，再利用设计金融衍生品的产品组合和对冲基金讨价还价。
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高盛可以自由选择做一个真相的知情者还是谎言的缔造者，它和它的同行们像君王一样，选择哪些基民或银行成为他们餐桌上的大餐。“欺诈门”中，德国IKB银行被骗了1.5亿美元，德国政府后来为了拯救这个公司花了130亿。但这不还是高盛对世界消极影响的全部。所有参与期货、证券买卖的投资者们都在高盛和他的同伙们创造的可怕氛围中迷失了自己。
哪怕在危机之中，高盛CEO劳尔德·贝兰克梵还是傲慢地说：“高盛是在做上帝的工作。”从创造一种氛围和思维模式的角度来看，贝兰克梵没有撒谎。
高盛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充当了美国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排头兵。是他们让美国人在实业衰退、屡动刀兵的情况下，个人财富依然鼓起来大大的泡泡。今天的美国人之所以对奥巴马不满，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没法像高盛们一样让美国人不那么辛苦就过得很愉快。
在所谓的金融创新下，美国人投资根本理解不了的金融新产品，又拿着像泡沫一样膨胀的利润大肆消费。进入这个投机市场的所有人都知道，“钱生钱”的速度超过物质生产创造财富的速度是不正常的，但在“先来吃后到，大鱼吞小鱼”的氛围中，每个人都觉得这种幻觉最终会由比他们穷得多的其他国家买单。
高盛们不是生产者，它们的行为早已改变了金融为生产服务的主旨，美国人甚至西方世界许多国家都被带动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食利者。
为高盛辩护的人往往有两个理由，但这两个理由对中国人而言格外不能接受。
第一就是高盛的行为不违法，言外之意它是个法制框架内的坏孩子。这个理由除了证明华尔街老板们操纵立法、干预政治外毫无意义：它们不是无罪，只是强大到可以合法脱罪而已。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都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更要提防这种恶意利用中国监管体系不健全不当得利的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容忍高盛就是纵容一种“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无论民间还是国有企业都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货币财富，这些财富投入到哪个领域，不仅会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也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气质。不事生产、全面食利的社会氛围给欧美等国带来的消极影响可谓殷鉴不远，我国要坚定“Made In China ”的发展战略，必须坚决抵制在各种金融创新包裹下的社会性投机心理的蔓延。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于海洋,青年学者，《中国经济周刊》专栏作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不平等问题研究，国际风险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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