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华：重写“社会契约”

　　节能减排、城镇化、收入分配改革，这三项重大议题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如何规定和执行，影响深远

　　在“十一五”规划以前，笔者对中国的五年计划制定并不特别关注。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计划通常只是重复那段时期内所施行的一些政策，鲜有具体的新政。另一方面，作为一份对中国经济状况预测的文件，它亦没有太大意义——过去几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往往到第三或第四年就已被超越，可谓计划赶不上形势。

　　转变始于五年前出台的“十一五”规划。虽然与以往一样，2005年订下的2010年经济增长目标，在2008年-2009年间已被超越。但至少2005年公布的“十一五”规划是第一个制订了具体节能减排目标的全国性政策文件，其中一些标准（如GDP能耗比例）是被严格执行的。

　　综观这段时期的媒体报道，“十二五”或将是一个重写中国“社会契约”的纲领性文件。 笔者认为以下三个领域最值得关注——

　　一是节能减排第二波。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前，中国政府承诺在2020年前把单位GDP碳排放从2005年的水平下调40%-50%。因此，“十二五”将定下具体且具约束性的碳排放下降目标，中国的再生能源（包括风电）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在“十一五”出台后才明显加速的。因此，若碳排放等目标在“十二五”中被作为一个约束性指标的话，对一些相关产业可能是一个利好。

　　二是城镇化与公共服务。现在与城镇化有关的讨论议题，是如何让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的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以此衍生的，将是如何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住房、子女教育和社保等社会服务问题。

　　以过去几年中国各城市房价上升的幅度，这些在城市中的“新移民”无法以市场价来购买住房。这种情况下，一个面向中低收入阶层和这些“新移民”的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工程必须建立起来。笔者关注的是，诸如保障性住房等一系列社会服务的提供，会否真正成为“十二五”规划中各地方政府的约束性指标。

　　由此而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这些住房上如何融资。这不仅是因为建保障性住房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担心保障性住房会冲击市场需求，进而影响他们的卖地收入。这个问题在不同城市间会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矛盾是存在的。

　　三是收入分配改革。这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但也是执行起来最为困难的议题。现在的主流意见认为应该减小政府和垄断性行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工资水平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具体而言，就是透过提高最低工资和增强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地位等办法来提高工资；与此同时，政府则实行一些税务政策（如降低服务业的销售税）来减轻劳动力密集行业的负担。另一方面，对待垄断性行业（主要是央企），则透过增加它们对中央政府的分红或特别的资源利用税以减低垄断性行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让人忧心的是，这些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随过去30年经济改革而生的主要利益集团，包括地方政府、央企、地产商和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企业。可以预见，在推动这些改革时将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增速将较过去缓慢的情况下。若这些改革在启动一两年后，因“保增长”等原因而被迫停滞的话，中央政府将面临无法向公众“兑现”改革承诺的困局，这将对中国整体社会稳定构成很大挑战。因此，这场社会改革一旦开始，政府必须狠下决心执行到底。

　　基于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影响，未来三年到五年将是整个中国社会和经济能否再上一台阶的关键时刻。

　　作者为瑞信证券中国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