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变革不能止于问责

　　要根治暴力拆迁，必须加快改革有违《物权法》精神的征地拆迁管理体制，

　　全面修订现行拆迁法规，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江西宜黄拆迁自焚案以一死两伤而悲剧性告终，宜黄县党政主要领导也被停职立案调查。这种双输结局彰显了一种进步：基层政府主导的暴力拆迁被“问责”，对基层党政领导是一种警告，对自焚死伤者及其家属亦是一种告慰。

　　但也应该看到，要根治暴力拆迁，防止类似悲剧重演，仅仅是行政问责远远不够，必须加快改革有违《物权法》精神的征地拆迁管理体制，全面修订现行拆迁法规，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把“个案式问责”提升为“制度性问责”已成为当务之急。

　　回过头来看，中国公众对事后追惩式的“行政问责”并不陌生。六年前，湖南省嘉禾县委书记、县长等就曾因滥用行政权力、非法暴力拆迁而遭免职。当时，国务院曾专门为此召开常务会议，以求惩前毖后。但事实证明，这种问责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近年来，拆迁自焚案时有发生。面对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惨烈终止，其中包含着多么深重的无力感和绝望，恐怕只有自焚者及其家人才能体会。当唐富珍自焚身亡时，人们还为其个性的决绝而悲叹；当拆迁户被殴打或非法拘禁时，人们还会以拆迁户与基层政府的利益博弈视之。但是，此次宜黄县一家三人为抗议强拆而自焚却告诉人们，表面的“博弈”包含着巨大的不公平不对等，最终凸显的只是“权力之恶”。

　　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事到如今，以公民个人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事后“问责”，不能成为事件的终止。较之对生命的淡漠，“个案式问责”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却难以“治本”。因为暴力拆迁、野蛮拆迁、血腥拆迁的根源还在于制度的扭曲和法治之不逮，在于“权力之恶”缺乏制衡。如果宜黄拆迁自焚案仅仅局限于处分一些党政官员或增加一些补偿，那就很难避免此类悲剧重演。

　　今年2月，我们曾刊发社评（参见本刊2010年第7期“拆迁困局正解”）指出，在当前拆迁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掌握着城市建设和土地的规划权，掌握着土地和房屋的征用权，相当多拆迁公司和评估公司存有政府背景或附属于政府，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对公民合法私产的侵犯。现在，我们再度就此进行呼吁。

　　宜黄拆迁自焚案是生动的例证，显示这种无谓的牺牲不能再继续了。目前，涉及城乡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土地管理法》正在修订，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草案也早已全文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认为，要解决三大问题：

　　首先，要改变现行政绩评价机制，强化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畅通拆迁民事诉讼机制。要尽快改变以GDP、财政收入和城市建设为核心考核党政领导的机制，同时强化地方人大对党政领导和部门的监督和制约，确保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办事。为了克服公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应从制度上保证公民对拆迁的民事诉讼权得以实现，凡有拆迁纠纷，不是诉诸暴力，而是由法院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做出决断。当然，这些变革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尽快做起，并与自上而下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的基础上修订并颁行《城乡土地上住房征收和补偿条例》，全面、统一规范城乡房屋拆迁和补偿的程序、标准和权利救济的渠道。迄今为止，中国对农村房屋拆迁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各地自行其事，自由裁量权很大。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每年新增用地的70%-80%源自对农地的征用，这必然会带来大量农村住房的拆迁。拆迁立法城乡分割早已不合时宜，必须尽快改变。

　　第三，把城乡房屋的拆迁立法与《土地管理法》的修改相结合，切实保护城乡居民的不动产权利。目前，《土地管理法》正在修订，其中一个主要的修改就是，按照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外，凡是非公益性建设项目，政府可不行使征地权，农民集体可以土地参与开发经营。这意味着征地范围有所紧缩，而这会对农村征地拆迁产生影响。因此，在拆迁立法中必须统筹考虑，建立真正平等的拆迁补偿谈判机制。

　　在暴力拆迁中无辜逝去的生命不会瞑目。他们在期待，人民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