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唐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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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政府习惯掌控一切的转型中国家而言，详细区分国家财富与民众财富或将成为当下我们不能回避的考验之一
“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两百多年前，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比较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之后，写下如是结论。
其中，斯密尤其注意到当时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与国家的富庶对应的是，中国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窘迫境况也让斯密大为咋舌：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最富裕的国家与最贫困的民众截然鸿沟如何造成？受限于当时的环境，不能亲临中国的亚当•斯密并不能得出直接答案。众多远东旅行家自相矛盾的报告与欧洲社会学者莫衷一是的结论，并不能使得他信服，但他推测“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
究竟当时是什么制度限制了中国国民财富的进一步发展？这或许是著名“李约瑟之谜”的另外一个版本，吸引无数人士竞技纵横，或指点江山，或身体力行。直到今天，始终也不存在唯一的答案，但是对于如何拓展国民财富，不同的学者却有着不同的见地，王一江教授则在《民富论》中提出了新的答案。
比较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告别了斯密的年代，随后在19世纪以来一蹶不振。今天，虽然国家昂然迈入经济体第二，但人均收入仍旧与日本有天壤之别。中国过去落后症结为何？国富民穷的怪圈缘何？王一江认为，中国真正的不幸在于一个强大的民间经济利益集团始终未能形成，并成为19世纪中国变革图强的主要动力。与之对应的是，美国等后起之秀崛起的秘诀在于，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超越其它利益集团，成为了强者和胜者，然后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将全民族追求财富经久不息的巨大冲动，纳入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和秩序的轨道中。
时至今日，实现民间经济利益集团的权益与形成，要点或许仍旧有赖于收入的再度分配。比较各国财富积累状况之后，斯密当年即断言资本与收入的比例影响着生产率，也就是劳动者勤劳与游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产出的交换价值如何实现，这无疑需要给予民间经济正向激励，这或许正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正确之处。以往，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的“三民主义”，百余年来不乏追随者。新近王一江强调民富为先、民生为本、民企为重，有人称其为“新三民主义”，也颇为切题。比起国父的三民主义，王一江的“新三民主义”重新审视反思了国家之手在民间经济的隐形作用。
国家与经济的彼此嵌入关系，一直在王一江的研究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在他看来，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份子，具备一个经济人理性的同时，还是一个强制性机构。这就构成了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多重性：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如果国家仅是无为之手，它越小越好。如果国家仅是扶持之手，它越强大越好。如果国家仅是掠夺之手，对它的限制越多越好。”
然而，现实状况中的国家往往同时具备多重面具。对于同时有三只手的国家，其政策自然难以避免陷入与民争利的困境之中。如何寻求更好的机制设计来平衡，或许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思路。在比较分析法治之利与民主之弊之后，王一江尤其强调现代国家制度注重在制度内部找到制衡，作为基本手段的法治、民主和分权三者缺一不可：“如何防止国家成为掠夺之手，并防范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成为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
回到开篇，当年斯密所写的著作即是创造了经济学历史的《国富论》，这本专著的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从此，“看不见的手”一词进入流通领域，而经济学告别了作为政治学附属学科地位，独立门户。
对于中国，尽管当时的中国富夸天下，民众耐劳，然而斯密也洞察到中国陷入了一种停滞的“静止状态”。当时的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历史再经过两百多年之后，今天的中国又经历了盛世、衰败、积弱、战乱、人祸、封闭、复兴，而相同的“国富民穷”循环似乎并未远去，曾经的停滞状态也许并不是往日梦魇。
身居一个素有严格私有产权意识的国家，斯密虽然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目的在于富国裕民，然而他并未详细区分国家财富与民众财富，两者之间或明或暗的冲突与矛盾，并没有足以强大到引起这位经济学鼻祖的过分重视——对于一个政府习惯掌控一切的转型中国家而言，这一问题却成为当下我们不能回避的考验之一，从国富到民富的第一原则，或许就在于国家从“三只手”回归到“看不见的手”。
（《民富论》，王一江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作者系搜狐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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