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懋：富民要国家发红包 拉内需不光靠涨工资

　　10月28日，上海静安宾馆，汪康懋向记者讲述了一位爱国草根金融学家的传奇经历和命运抗争，并披露了当年中国第一家公司海外上市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从云南农村插队

　　到华尔街投行

　　1969年，汪康懋与很多老三届一样经历了上山下乡浪潮，从上海交大附中到云南文山农村插队，十年的农村劳动经历让他深刻理解要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好不容易盼来了恢复高考，1978年，汪康懋以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但是，在那个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汪康懋喜欢的是经济学，而立之年的汪康懋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当时的北大校长韩天石的介绍下，汪康懋认识了北大学生常代会会长李克强，李克强、汪康懋、张伟等6个文理科同学组成了边缘交叉学科研讨会，每周六活动，探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出路。而此时国内校园刮起了留学热潮，很多年轻的北大同学都被公派出国留学。

　　1982年，汪康懋毕业后回到上海交大工作，上海交大保送他去读人口学的博士生，但汪康懋决定自费出国留学。1984年，汪康懋考入离华尔街一墙之隔的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一边上学，一边在华尔街实习打工。上学期间，汪康懋成为留美经济学会的理事，这个留美经济学会成为国内经济改革的海外智囊机构，汪康懋经常成为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座上嘉宾。

　　1986年，汪康懋发表在留美经济学会会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改革的优先和策略》首次提出财政改革的优先是富国，企业改革的优先是筹资自由和运作自由，发展房屋抵押贷款和住宅商品化，首次提出让中国企业进入国际股票市场，国家发行外债，优先构建一个外循环的金融市场。在计划经济主导的中国，姓资姓社还是一个敏感前瞻的话题。这篇文章被国家高层领导看到批转到相关部门，很多政策建议后来在改革中被采用。

　　1987年，汪康懋从纽约大学毕业之后正式进入华尔街美林证券固定收益部门工作。此后，他又进入投资银行Pine Webber做国防工业方面的分析师。从当初云南的农村出来，汪康懋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出国留学，并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心脏——华尔街工作。

　　一位草根金融学家

　　的历史性创举

　　1990年，中国诞生了股票市场，但那时候中国面临一系列的国际经济制裁，最著名的事件就是1989年开始持续十年的中美最惠国待遇战。汪康懋坚持维护中国利益的立场，在香港媒体实名发表上万字文章，反对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那场论战中，汪康懋结识了在香港的全国政协常委许世民。那时候，这些爱国人士都在思考，外国直接投资者出现退潮，国内经济陷入暂时的困难，如何打破国际封锁？

　　1991年圣诞节前后，政协常委许世民介绍仰融到华尔街见汪康懋，希望借助他在华尔街的经验找到一条通往国际资本市场的道路。“那时候，仰融口袋里只有国家批给他的5万美元活动经费，双方的分工是仰融搞定国内关系，我负责搞定华尔街和投行。”汪康懋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美国纽约双子塔的咖啡厅。

　　这次会面让汪康懋有些兴奋和不安，兴奋的是终于有机会亲自实现1986年提出的让中国企业进入国际股票市场融资的夙愿；让他担忧的是美国对中国偏见很深，要制裁中国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华尔街能否接受一个中国公司？现实的难题是当时国内企业没有国际化的财务报表，会计不能和国际接轨，很难和华尔街沟通。

　　选择一家负责的投行团队是上市的关键，汪康懋选择了排位第四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做主承销商，排名第一的美林和排名第三的所罗门兄弟做副承销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投行总经理西蒙先生有拉丁美洲的背景，人比较诚实和负责，他表示会放下手中所有工作来完成这件事情。”汪康懋告诉记者。

　　当时上市时一些重要关系也发挥了作用。汪康懋邀请到美国前证监会主席费伦作为海外上市顾问，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雷德先生作为法律顾问。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2月份，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出具了一份单方承诺保荐函。拿着这份承诺保荐函，仰融向海南的华银公司借了500万美元和4000万人民币，然后和沈阳金杯合资，把合同签字日期提前一年，华晨汽车上市的计划正式启动。汪康懋负责沟通厂方会计人员和国际会计师，如何把中国的资金运用表翻译成西方标准的资产负债表。

　　但是，如何让那些对中国有偏见的华尔街投资者愿意认购中国公司股票成为汪康懋面临的另一个难题。

　　华晨汽车华尔街一炮走红

　　汪康懋在路演中很明智地演绎了西方最喜欢的中国企业“私有化”的概念。“我们把股份卖给美国的公众，实际是一种国际股份化，但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私有化。”汪康懋说，“所以，我在路演时宣讲这个项目是中国私有化的试点，华尔街的投资者就认为是帮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亲自写剧本，拍了一部8分钟的宣传片，强调了中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在路演中每次会见基金经理，我一定保证每次演讲有四次笑声。”汪康懋说，在芝加哥、旧金山、丹佛和伦敦等全球15个城市的路演中，买股订单直线上升，最后破纪录创造了12倍的超额认购倍数，发行市盈率达到35倍，募集资金达到8000万美元。

　　在上市前，汪康懋在纽约交易所主席会议室插上了五星红旗，股票设计核心图样采用万里长城和自由女神，万里长城比自由女神高出约5毫米。“在上市交易那一天，让全体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员都戴上了我们华晨的工作帽，种种设计都在华尔街掀起了一股中国风。”汪康懋说。

　　1992年10月9日，经过9个月的努力，第一家中国海外上市公司华晨汽车在美国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为中国企业开拓出一条依托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发展的海外上市之路。在华晨汽车上市20天之后，江泽民主席接见了仰融、汪康懋和雷德等整个团队，但国内都知道仰融，并不知道汪康懋。

　　汪康懋因为推动中国公司进入华尔街的历史性创举而名声大振，被美国著名杂志《机构投资者》选为当年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投资中国成为《机构投资者》的封面，华晨汽车上市入选全球最佳投行项目之一。

　　2007年8月5日，由于交易不活跃和成本很高，华晨汽车从纽约交易所退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华晨汽车在香港和A股的股票继续交易。如今，华晨汽车发行的股票躺在美国证券博物馆里珍藏。

　　1992年做完华晨汽车项目之后，汪康懋的兴趣开始转向学术界，他选择攻读苏格兰国立大学金融与会计专业博士。此后，他选择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人事部引进外国专家，汪康懋回到浙江大学任资本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最终回到家乡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做博导一直到退休。因为是美国国籍，汪康懋一直以中国绿卡身份定居，现在，他最头疼的是社会保障和退休金问题。“人事部当初引进的时候，给浙江大学一个批复，享受中国的社保待遇，但现在我的所有社保问题都没有解决。”汪康懋说。走穴讲课成为他的唯一生活来源，自己希望能够继续为国家服务，但现实的困难可能让这位海外上市之父不得不考虑重新远走异国他乡。

　　对话

　　富民要靠国家发红包

　　《华夏时报》:您1986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革优先和策略》为何会得到高层的重视？

　　汪康懋：当时，钱颖一(钱颖一新闻,钱颖一说吧)、海闻(海闻博客,海闻新闻,海闻说吧)等一批留学生都在留美经济学会，基本上聚集了一批精英，这个组织随时在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中国驻美大使韩旭经常把我们叫到使馆征询国内经济改革政策的意见。那时，从国家到企业都注重内循环，企业没有独立的财务权，一切资金从银行来，改革应该优先发展股本融资，让股东监督企业运作，提高社会资本利用效率，证券交易就是资本的血液运动与企业经营的肌肉运动结合的好形式。

　　银行是被动投资，资金像池塘里的水内循环，而股权融资是主动投资，如河使流入大海的资金外循环，我当时提出应该让企业融资自由和经营自由，第一次提出让中国企业进入国际股票市场的建议。过去，国家重视发行内债，我提出优先发展外债，发展敛财性财政，提出发展房屋抵押贷款和住宅商品化，一些政策建议后来都在改革中被采用。

　　《华夏时报》:您提出政策建议并亲自操作了1992年中国第一家公司进入华尔街成功挂牌上市，开创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道路。但如今华晨汽车退市，仰融出走，您如何评价当时的历史作用？

　　汪康懋：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外循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日元贷款，第二个阶段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第三个阶段就是打通国际股权融资的道路，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发展中国经济。现在，海外上市的公司超过500家，从国际市场筹集资金达到5000亿美元，超过A股流通市值，中国经济起飞成功依靠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推动力。

　　海外上市融资拯救了亏损的国有企业，华晨汽车通过融资获得比较快的发展，退市的原因不是亏损，而是因为交易不活跃，挂牌成本较高，华晨在香港和A股的股票还继续交易。仰融是因为产权不清晰的争端而出走，当时，国家并没有投资入股，设置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为大股东给华晨汽车戴上一顶红帽子，仰融当时只有象征性的一点股权。由于仰融想把新的发动机公司设在宁波，得罪了当时的辽宁地方政府，引发产权纠纷，最后被迫出走。

　　党的十六大曾经提出：人力、资本、技术、管理这四大要素都可以参与分配，创始人和高管的贡献应该属于管理，可以参与分配。如果不解决好创始人的股权问题，对中国企业会有严重影响；从严格意义上说，最后的股权应该是三等份的，一份给管理层（按联想模式），一份给央行（因为借用了央行的无形资产），一份给投资方（实际上是仰融）。后来现实没有这样做到。

　　《华夏时报》:当前，中国经济严重依靠投资拉动，住房商品化过度发展，外需出口下降，国际资本市场动荡，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需要从过去依靠外循环转向建立内需主导的内循环，您有何建议？

　　汪康懋：过去，我一直在鼓吹富国论，现在，国家财力雄厚了，需要富民政策，关注民生。但是，刺激内需不能依靠涨工资，工资上涨增加企业成本，削弱了公司竞争力，增加了老百姓收入，需要国家来发红利，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

　　中投、汇金和社保每年的投资收入，还有国有企业每年的股东利润分红，都可以作为国家红利发到每一个老百姓社保卡中，这样不会影响到企业竞争力。外汇储备可以打散成众多小型私募基金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国家需要大量培养金融人才，仅仅从华尔街招聘是不行的，让优秀的中国金融人才来管理这些基金。这些私募基金持有中国需要的一些全球资源性公司和技术公司的股权，长期持有，享受分红收益，还能有进入董事会的机会。

　　比如说，今后每个孩子出生都会得到一笔国家红利，结婚也能收到一个国家大红包，退休也能得到一大笔国家红利，这样，不仅有利于让老百姓感受到国家的温暖，还有效刺激消费，调节了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