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最核心问题是控制房地产泡沫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首次接受国内媒体独家专访

　　从短期来看，今年底至明年初通胀压力将会持续。相信未来几年平均通胀率会比过去10年平均通胀率高，大约在3%至4%。最近的一些货币政策措施有利于控制通胀预期和防止需求增长过快。

　　目前社会舆论较少讨论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长远危害。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财富的转移。这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将产生误导，导致现在一些实业家、企业家不愿意像过去那么辛苦地做实业了，想要投资房地产赚快钱。

　　当经济增长遭遇通胀压力，当地产狂飙遭遇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证券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彭文生认为，目前政府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从长远来讲，是怎样把储蓄引导到关系长远经济增长潜力的投资领域；而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控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

　　明年通胀压力会继续上升

　　证券时报记者：CPI创出4.4%的新高，大家对CPI后期走势比较担心，您认为通胀能否得到有效控制？

　　观点：短期内通胀压力比较大。我们也看到，近期货币政策调控措施频繁，对控制通胀预期和防止总需求过热有帮助。中国发生持续高通胀的风险不大。明年通胀会比今年高，但前高后低，总体相对较温和。

　　彭文生：首先我们对CPI的常规走势需要有一定的认识。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发生持续性高通胀的可能性较低，所以通过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成本相较低，也就是说控制通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很大。中国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从短缺型经济变为供给相对充分的经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能的释放。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口结构的变化。9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者数量超过了消费者，且差距在过去10年当中不断扩大。在一个生产者数量显著超过消费者，而且储蓄率高、投资率高、产能扩张快的经济体里发生持续性高通胀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在同样的货币政策下，我们能够在相对较低通胀的情况下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

　　这一点可以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加以说明。我国人均年龄是40岁，印度是25岁，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人，那么中国正处于生产能力最强的壮年期。相比之下，印度因为消费者多、负担重，属于供给短缺型经济，过去10年的平均通胀率比中国高很多，需要非常强的紧缩政策才能控制通胀。而我国目前生产者多、负担轻，过去10年我国的平均通胀率在2%以内，用货币政策去控制通胀的成本较低。

　　另一方面，我们从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发现，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贸易品价格增加较快，原因在于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后，更多地倾向于非贸易品消费，包括服务及农产品（如蔬菜类由于保鲜期限而很难进口的产品），因此其价格有一定的上升趋势。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非贸易品在CPI里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贸易品占比越来越低。因此，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以后，CPI通胀率上升的幅度可能会比较快。

　　从短期来看，今年底至明年初通胀压力将会持续，反映需求压力和农产品价格上升的惯性动力。宏观调控当局对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以及信贷窗口指导等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使用，对控制通胀预期和抑制需求压力有帮助。

　　相信未来几年平均通胀率会比过去10年平均通胀率高，大约在3%至4%。如果人为地压回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那么经济增长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同样是4%的通胀率，从3%到4%和从5%回到4%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们目前要面对的是上升的局面，所以需要一些政策措施去管理通胀预期，控制需求。最近的一些货币政策措施有利于控制通胀预期和防止需求增长过快。

　　经济增长放缓但不会大幅下降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未来中国会发生滞胀吗？

　　观点：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还是偏乐观的。中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性较小。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会放缓但不会大幅下降，我们的储蓄在未来还将维持较高水平，投资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

　　彭文生：由于一些结构性因素，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率会有一个逐步放缓的过程，短期内潜在增长率不会大幅下降。我对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偏乐观的。这可以从劳动力供给、资本形成和生产率提高三个方面来分析。

　　从劳动力供给来看，近几年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年龄在30岁以下的劳动力已经开始下降。这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因素。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尽管未来有劳动力供给紧缺、劳动力工资上升等问题，但劳动生产率改善的空间也很大。中国经济增长到目前为止主要是一种粗放经营的模式，对资源的使用，包括对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不高。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很多时候是两个人在做一个人的活，工资少了，劳动生产率也低了。另外，高储蓄率意味着资金成本较低，因此，资本深化，包括劳动力替代的空间也很大。

　　目前我国发生所谓滞胀问题的可能性较小。滞胀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全社会对货币稳定完全丧失信心，如当年的拉丁美洲，整体经济秩序都出现混乱。这种情况目前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非常小。另一个可能是经济体系里劳工工会的力量非常大，工资和通胀密切挂钩。中国也不是这种情况。第三种可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对资源的依赖性很强，但资源的价格又不受其经济周期的影响。

　　从我国经验来讲，所谓输入性通胀实际上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所致。而大宗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受我国需求的影响很大，在我国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大宗商品的价格才会走高，经济弱的时候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的可能性较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是比较低的。

　　房地产泡沫长远危害不容小觑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看待目前房地产问题对经济的影响？

　　观点：房地产对财富的跨代转移问题凸显。城市房价上升太快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房地产调控不仅仅是宏观调控周期性现象，应该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过程。

　　彭文生：目前社会舆论有些高估了房地产波动短期内对经济的影响，而较少讨论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长远危害。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财富的转移。同代人之间是从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的转移。同样收入的人，过去10年一个有买房子，一个没买房子，财富的差别靠收入差距是很难弥补上的。

　　这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将产生一些误导，导致现在一些实业家、企业家不愿意像过去那么辛苦地做实业了，想要投资房地产赚快钱。另一个危害性更大的层面就是跨代人之间的财富转移。房地产价格上升实际上是把年轻人的财富转移到40多岁以上一代中老年人，等到年轻人想买房子的时候房价已经非常高了。也就是中老年群体受益，年轻人就受到损失。

　　此外，中国每年1000多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群体，在房地产上从零开始，房价上升对他们来讲绝对是负面的。城市房价上升得太快，不利于城镇化发展。住房成本太高，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空间就比较有限。

　　财富转移会对社会激励机制有影响，应该重视其对经济的长远危害。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房地产调控不仅仅是宏观调控周期性现象，应该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过程。实际上，对房地产投资而言，房地产价格本身就是一个引导。如果老百姓都认为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投资欲望会更加强烈。但如果房价有一定的调整与波动，投资者感觉到房价不是一直单边上涨的，就会考虑把部分投资放到实体经济里面去，或做些其他事情。因此，怎样控制房地产资产泡沫成为一大挑战。

　　正确引导储蓄投向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与房地产有无关系？有效应对的手段及工具是哪些？

　　观点：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控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目前中国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从长远来讲还是怎样把储蓄引导到关系长远经济增长潜力的投资领域。

　　彭文生：现阶段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控制房地产泡沫。我们要防止未来中国出现类似日本的情况，这需要从现在做起。我认为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老年人占有的财富也就是社会财富比重太大。老年人不愿意冒风险，其投资资产配置主要放在收益比较稳定、风险较低的地方，这非常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创新能力。事实上，日本整个经济社会的创新能力在过去20年中大幅下降。

　　中国的储蓄率在过去10年增长非常快。上世纪90年代的储蓄率也就是35%左右，而在过去10年，储蓄率从30%多增加到50%左右。储蓄要寻找投资机会，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不够多或者政策的引导不够好，就有可能产生资产泡沫。过去10年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如此快的因素不仅仅是居住需求，相当一部分是投资性需求。

　　目前中国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从长远来讲，还是怎样把储蓄引导到关系长远经济增长潜力的投资领域。

　　控制房地产泡沫，我认为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货币政策从控制整体流动性来讲，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由于房地产的特殊性，不能只依靠货币政策，而应该多方面调控相结合。我觉得比较有效的手段一是控制投资性需求；二是增加供给。关键是增加供给。例如在德国，投资房地产赚钱很难，这就从本质上就限制了投资性需求。

　　另外，要把储蓄引导到有利于中国经济长远增长的领域。我们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地区间、农村和城市间差距还比较大，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投资需求仍然非常强劲。新兴产业的发展也需要投资。一方面，我们有高储蓄，另一方面有投资需求，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关键是政策的引导。储蓄的投资不仅限于国内，也应包括境外投资。目前政府正在努力引导海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我认为，还应更多地鼓励私人企业也走出去，包括鼓励居民进行境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