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43岁的郭广昌迷上了太极拳。不仅自己练，他还向朋友们推广。郭说，“太极拳是身心俱修的”，如果民营企业家的身和心都更健康，“整个商业生态不就更健康了吗？”
2010年岁末，在回顾今年商界的各种“冲突”事件时，郭提出了营造新商业生态的建议。以销售额计，复星集团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作为复星的掌舵者，郭广昌说自己对今年的商界冲突“感同身受”：
360和腾讯之争、国美控制权之争、牛奶公关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等等当民企面对冲突时，“不是把冲突掩盖起来，而是在冲突当中去找到平衡，找到一种新的共存规则。”郭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商业生态能不能湿润一点？不要动不动那么火爆，最后会伤害到我们自身。”
坚守底线
《21世纪》：你所说的“商业生态”具体指什么？
郭广昌：我常常说自己后知后觉，中国企业界有两个价值主张我一直跟着在做。一是关注我们作为一个人所需要的生态，那是空气和水。这一点，我要感谢王石、马云，他们让我学习了很多，我也开始为改善我们的环境在做一些事。
二是关注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法人所需要的生态，那是我们面对的法律环境、舆论环境、竞争环境，那叫商业生态。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柳传志先生。4年前，他形象地提出来“让空气湿润一点”，我觉得受益匪浅。今年发生的许多事说明，在新商业生态的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21世纪》：你多次提到“坚守底线”，是受到哪些具体事件的启发？
郭广昌：我觉得企业家必须坚守底线，尤其是法律的底线，无论是对待竞争对手、客户还是股东。
什么叫坚守底线？古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我们就要说在法律范围内办事。依法办事有个好处，企业不必人为拔高对自己的道德标准，可以名正言顺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只要是法律允许的范围，竭尽全力主张自己权利都没有什么问题。知易行难，坚守底线并不容易。今年的一些冲突里，我们看到有些企业是突破了法律这个底线的。
坚守底线对政府而言也非常重要。在国美的控制权之争中，我们看到了政府、法制的进步。一个企业家获罪入狱，但他还是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进步。企业所生存的商业生态里，政府掌握好干预的边界，给企业依法竞争的空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底线。
《21世纪》：你怎么看待360和腾讯之争，这个事件中民企面对的法律环境是怎样的？
郭广昌：我一直觉得丛林法则是没有错的，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应该为自己的权利去争取。但是，这个法则只是反映了企业和人的本能，作为一个法人，企业经营者和企业都要面对自己所处的商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中首先就应该尊重法律。
至于“3Q大战”，我觉得这次政府的干预还是很有节制的，而且更多地考虑了公众利益。在互联网领域，也许新鲜事物出现的速度比立法的速度要快。我一直说，中国的经济是用30年走了西方100年的路，所以，我们这里既有钢铁大王，也有互联网神话。在一些新的领域里，法律环境如果不够健全，那就更应该考虑竞争环境，考虑自己的竞争行为，用“共赢”的思路去加强行业协调。
善意和共赢
《21世纪》：除了坚守底线，还有什么是构建新商业生态所必需的？
郭广昌：我们还应该心存善意。企业家应该对自己的员工好一点。我看了很多报道发现，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并不是那种“血汗工厂”，但是还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提醒我们做企业的人，要对员工的发展多关注一些。企业家虽然付出很多，你看马云都瘦成那样子了，我的头发也快掉光了。但是，底层员工他们得到的更少，房价在涨，菜价也在涨。
此外，企业家应该对弱势群体好一点，多一些社会责任。今年巴菲特和盖茨来中国交流慈善理念，这种沟通还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和美国的慈善家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做慈善，但是，这种善意的本质是相通的。
《21世纪》：蒙牛与伊利之间的“深度公关”，与当下的舆论环境有何关联？
郭广昌：就舆论环境来说，我觉得社会公众意识、媒体报道都在多元化。一方面，有些热衷炒作、抓眼球的作风还是存在，国美事件里抓取民族主义的元素，巴菲特·盖茨慈善晚宴里抓取“裸捐”的话题，这种炒作让人无法静下来坐下来讨论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从国美事件里又看到，很多媒体采用了一种研究新案例的思维，观察中国公司治理制度发展中的波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企业界应该关注舆论环境，共同改善舆论对中国企业、民营企业的印象，让社会更全面地了解这个群体存在的意义。
商业生态参与者
《21世纪》：复星在推动新商业生态方面会有什么举措？
郭广昌：我刚才说，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但是我并不是一个缺乏行动的人。我真心相信的东西，我都会认真地去做。新商业生态就像一个人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如果这个生态是病态的，这里面的企业怎么可能是健康的呢？当然，我不认为这是我一个人、复星一家企业的事情，这件事情是需要很多企业家的共同努力的。
《21世纪》：非公经济“新36条”出台，民企面对的商业生态产生了哪些变化？
郭广昌：很多人都关心这个新36条，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新36条的落实执行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就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而言，我觉得所谓的“国进民退”讨论，其实更多地只是反映了社会对民营经济有更高的期待，而不是绝对化地比较今天与30年前的优劣。不管怎样，今天的民营经济总比30年前、20年前好吧。当然，大家既然呼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那么民营企业群体应该有更多的耐心和韧性推动“新36条”的落地，我们不是商业生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
作者：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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