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拓荒者”阚治东的荣辱人生：两落三起

　　曾经的“上海滩证券三猛人”之一，一度被限制出境成阶下囚，如今重回创投行业掌管东方系

　　
　　20年前的12月19日，中国股市的第一锣由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敲响，敲锣的时候，他身边站着阚治东、管金生等，三人并称为“上海滩证券三猛人”；20年后的今天， 三人已悄然淡出中国股市的舞台。

　　“严格地讲，今年应是上交所成立二十年，而不是股市二十年。因为1984年上海已推出了小飞乐股票，1986年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已开办股票交易。”曾参与创建上交所的阚治东直率地告诉记者。

　　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的路途中，几乎每一步都刻有大佬阚治东的足迹，其两落三起的人生，正是中国股市的缩影。

　　一起

　　“开荒”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

　　58岁的阚治东，头上几乎看不到白发。虽有浓重的上海口音，但他自称“东北人”。中学毕业后，阚治东背着家人报名去了北大荒上山下乡，在那高寒地带、靠近黑龙江的浩渺荒原之中，一个叫“双河”的小屯子里，他整整生活了九年。“刚去时，我们所面对的是小兴安岭北麓尚未开垦的莽莽荒原，9年后，这些荒原已是万亩良田。”

　　“性情中人，喝酒的时候特豪爽。”一熟悉阚治东的朋友告诉记者。

　　“北大荒的岁月”在他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个烙印被他诠释为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其三十年的金融生涯中，这种精神就像血液一样在延续，成就了国内证券业、创投业的“拓荒者”。

　　1987年，阚治东作为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研修生，被派往日本专门研修证券知识，从此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拓荒者行列。“今天证券业的条件比20多年前不知要好多少，有舒适的办公室、丰厚的薪酬，但在证券业最初的年代，这些都没有，但大家有的是激情、梦想和坚定的信念”，阚治东说。

　　研修结束后，阚治东回国担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当时工行上海信托下面有静安和虹口两个营业部，证券业务很弱小，“1988年全公司净利润5000多万元，但两个证券营业部一年总收入只有40多万元”。不过，当国家允许国债买卖后，阚治东发现外地国债比上海低，于是他们就大额从全国各地买进，然后卖出，两个营业部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债买卖，并非股票交易。

　　事实上，1988年以前，国内没有专业的证券公司，证券业恢复和起步阶段，唱主角的是信托投资公司，工行上海信托旗下的静安营业部也是全国第一个证券业务部。该营业部最初的业务只有几只股票的交易，每天没有几笔买卖。

　　尽管如此，一个偶然事件却让这个营业部声名鹊起，1986年11月，纽交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其间，他赠送了小平同志一枚纽交所的证章，小平同志又回赠了飞乐音响的股票，并告知上海已有一家小型的证券交易所。此后，凡尔霖亲自到营业部考察，并和营业部经理黄贵显握手，这被西方媒体用镜头记录下来，并称之为“世界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与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小小的营业部一时间变成了重要的“旅游景点”，证券业务交易数量不大，接待任务不轻。

　　“为了让这个"旅游景点"恢复本来的功能，我上任之后开始引进人才，规范运营管理。”

　　阚治东引进的第一批人才，是旧上海证券交易所七位老经纪人，吴仕禁、林乐耕等，这几位老先生都曾在上海的证券业叱诧风云。其中林乐耕曾经租了“12个写字间，80部电话，光号子就雇了120个人，每天进账10根大条子”。

　　老经纪人们提议，缩小买卖差价，加快挂牌国债和股票的价格变化频率，这样才能增加成交量。为此，阚治东请这几位老前辈亲自坐镇静安、虹口证券业务部，由他们根据交易情况，拿出各类证券买卖价格变动的意见。

　　与此同时，硬件的更新也从原来显示行情的小黑板变成了电脑，这也是国内证券业第一台电脑。“电脑是租来的，但在当时成了大新闻，《新闻报》报道"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在全国率先用电脑处理证券交易，内容有股东管理、证券行情、股价指数等"。”

　　硬件算上去了，但这还远远不够。一天，公司业务二部经理黄贵显、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胡瑞荃到阚治东办公室，提出要编制股票指数。此后以静安、虹口两家证券业务部挂牌交易的6只股票为样本，他们编制了第一个反映上海全部上市股票的价格指数和国内第一份股票年报。

　　1990年初，《1989年股票年报》和静安指数正式对外发布，引起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香港《明报》当时发表了《上海静安指数，股民的晴雨表》一文。

　　从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到上交所开业这4年间，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国内股票、国债等证券业务量最大的证券交易场所。在那里，培训了国内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编制了第一个国内证券业务会计核算办法，推出了上海第一批上市公司，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发表了第一本股票年报。

　　“当年，静安证券业务部创下国内证券业多少项第一，我也说不全了。主要是当时国内的证券业是一张白纸，此时随便涂上一笔，都是第一。”阚治东说。

　　二落

　　金融中心地位之争的“牺牲品”　

　　1989年底，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部分精明的人看到机会，悄悄涉足股市。“来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股票的人明显多了起来。”阚治东回忆道。

　　进入1990年下半年，委托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者渐渐增多，股价急剧上升。“在我们证券业务部营业厅内出现不少广东口音的客户，他们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手指上套着大金戒指，个个财大气粗的样子，在我们业务部不断买进股票。”阚治东在自传《荣辱二十年》中回忆，“1990年底，当时最贵的一只股票"豫园商城"股价曾突破百元。”

　　1990年9月，阚治东接手申银证券并任总经理，此后，阚治东又写下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如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等。

　　1990年12月19日，中国股市第一锣由上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敲响，他身边站着阚治东、管金生，三人并称为“上海滩证券三猛人”。

　　然而，5年后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改变了三人的命运，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管金生为此身陷牢狱之灾，尉文渊也因监管失察而请辞。而阚治东却因申银证券的集体决策机制而逃过一劫。

　　“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后，万国证券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上海市政府为挽救万国证券，建议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合并。1996年7月1日，经人总行批准，申银万国证券正式对外挂牌，阚治东出任总裁，主导此后的合并工作。这也是中国证券行业中第一宗合并案。

　　合并后的申万成为国内资本金最大、营业网点最多、业务规模最大的证券公司，不少媒体当时用“中国证券业的航空母舰下水”为题报道此事。申万合并当年就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在提取风险准备金的基础上，账面还盈利了8亿元。

　　申万合并后，阚治东拜访在日本研修时工作过的日本蓝泽证券公司，蓝泽社长带阚治东向一些以前的“老相识”介绍，“阚先生，大家都认识吧，现在是中国最大证券公司的社长”，话音刚落，是一张张吃惊的面孔，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几年前一点不懂证券市场知识，拜他们为师的阚治东，怎么转眼成了中国最大证券公司的社长。

　　此时，用“如日中天”来形容阚治东并不夸张，但大家没有意识到，一场席卷整个证券业的“大风暴”正在悄悄地酝酿当中。这一次，阚治东未能幸免。

　　1996年那一年，我国传统的金融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和因获得国家特区政策而形成的新兴金融经济中心城市深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金融城市地位之争。在那场争斗中，证券市场首当其冲，两地一批证券公司和银行被迫卷入其中，引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剧烈震荡。为此，国务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分赴两地展开调查。结果一批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受到查处，阚治东也在其中。

　　由于申万深度卷入沪深两地证券市场之争，阚治东被免去申万法人代表、总裁等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一切职务。

　　其实，当时阚治东完全可以找个“替罪羊”，而不用自己亲自受过。但阚治东告诉记者：“谁承担责任都不是一件好事，虽然当时我不知道具体处罚，和对以后人生的影响，但我想我是船长，当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船长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船和船员的安危。”

　　不过，后人对此的评价分歧很大，有人认为阚治东是为地方政府承担了责任，也有人评价说，这是游走在政策边缘的代价，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但在黑龙江下过乡的人都知道，大难面前，退缩、把责任推给别人，是我们那个时代，最让人看不起的。”阚治东说。

　　尽管阚治东这么说，但申万毕竟是他一手做大的企业，就如同自己的孩子，离开时总有些恋恋不舍。而且以被免去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一切职务作为其在证券业生涯的终点，阚治东当时心里很难平静，他事后这样说：“自己过去的工作被全盘否定。”

　　三起

　　临危受命出任已濒临破产南方证券的总裁

　　面对命运的巨大转折，不服输的阚治东再次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他应深圳市政府的邀请前往深圳，进入了又一个“拓荒”行业创业投资。

　　两年后，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成为少数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本土创业投资机构之一，曾被评为国内最好的本土创投机构。同时，又在深圳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创业投资行业协会，推动深圳创业投资的发展。

　　此时，阚治东在创投行业干得顺风顺水，申万已经渐渐走出了他的内心。

　　不料，2002年6月，深圳市政府突然邀请阚治东出任已濒临破产的南方证券的总裁。临危受命，阚治东百感交集，在参与组建中国银联和赴任南方证券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这说明，组织对我过去事业的一种间接的肯定，也为我打开了重返中国证券业的大门。”

　　阚治东在其自传中如此写道，“我如同一个归家的游子，问也没问南方证券的具体情况，就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上任后，阚治东才知道，南方证券已病入膏肓，七八十亿元巨额不良资产、百多亿短期融资、近百亿股票库存、大量保证金占用、超过20亿元的亏损，以及大量债务诉讼……

　　他这位“救火队长”小心翼翼地处理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其任职一年半内，阚治东出席各种公司业务会议119次，其中总裁办公会70次，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3次。最终，阚治东也回天乏力，他坦承，“南方凭个人力量是很难救的”。

　　四落

　　调查期间同房的狱友大多来自证券界

　　这一时期被阚治东称为“最艰难的时光”。2003年7月起，他四次请辞，12月22日，南方证券董事会接受其辞呈。但噩梦并没有结束。2004年券商综合治理大幕拉开。1月2日，证监会、深圳市政府接管南方证券，开始全面清查问题。此后，阚治东从被限制出境，再到接受组织调查。

　　2006年3月2日，阚治东因涉嫌操纵哈飞股票价格被正式逮捕。“我参加工作三十余载，被认为做出巨大贡献。怎么瞬间就成了阶下囚？难道是某些领导因为南方证券破产一事要向公众有所交待，而再次拿我当作替罪羊？我只觉得脑子嗡嗡响，我感到愤怒，感到屈辱。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恐惧。”阚治东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21天后，阚治东被取保候审。次年2月2日，南方证券总裁刘波、阚治东涉嫌操纵股价案在深圳公开开庭。两个月后，此案以刘、阚二人均被撤销起诉、几名直接责任人员获轻罪而落幕。

　　阚治东回忆，案件调查期间，他住过的几间牢房的狱友，大多来自证券界。被转关到深圳看守所402监仓后，“同仓狱友甚至比我还熟悉南方证券，因为这里曾关过孙田志、李振伟（均曾任南方证券副总裁）等一批南方证券的骨干及员工，有些员工我甚至并不认识。”而到了505监仓后，一个和阚治东打招呼的狱友竟然是大鹏证券原总裁徐卫国。

　　这显然是中国证券史上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如果把管金生、张国庆（原君安证券创始人）、陈浩武（原湖北证券创始人）等人也关在这里，那么几乎可以开一次中国证券业的开创者大会了。”阚治东感慨。

　　值得思考的是，中国证券业的领军人物几乎都没有得到善终。“我们都没能做到退休，照片挂在展示公司成就大事记的橱窗里。这主要是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证券业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成长中很多问题会暴露。”阚治东告诉记者。

　　再向

　　从头拼搏是为了曾帮助过我的朋友

　　自2007年南方证券一案撤诉后，这位证券业达人就淡出了股市舞台。今年元旦后不久，阚治东的名字频繁见诸报端，他此番归来没有了官衔，而是一个全新的身份“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首席合伙人”。

　　重回创投行业，昔日的证券猛人阚治东心里终于释然了。一是“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二是，由于他当年参与筹备深创投的经历，阚治东对创投这个年轻行业的魅力更加痴迷。“现在想想，离开申万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不离开申万，我还可能舍不得乌纱帽，更不可能在40岁的时候就进入创投行业。毕竟，60多岁和40多岁学习东西是不一样的，人生还是要从正面来看，才能干得越长久。”

　　如今的阚治东掌管着一个庞大的创投王国，其麾下“东方系创投”以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为核心进行布局，尉文渊任董事长，阚治东任总裁，目前已有近10家公司，散布在深圳、上海、安徽、河北等地，投资业务全面铺开，管理资金规模达数十亿元。

　　阚治东在“东方系”创投王国中已布下了东方现代、东方汇富、奥锐万嘉、河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徽商创业投资基金、合肥高新创业投资公司等棋子。阚治东正渐渐地将“东方系”创投王国之路铺得越来越远。

　　被外界提及最多的投资，是阚治东等一同力排众议投资的一家风力发电机整机生产商华锐风电科技有限公司。2005年，阚治东决定投资华锐风电时，中国风电规模总共为70万千瓦。

　　“当时连公司都还没成立，名字也是大家共同商量的，叫做"华锐风电"；注册地也是我们共同商量的。”阚治东不无得意地说，“五年不到，华锐风电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风电整机制造商，并于12月10日通过了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核。”

　　“创业板推出以后，创投行业势头很足，是历史上发展得最好时机，地方政府、企业对股权投资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创业投资正在迎来一个崭新春天。”

　　阚治东现在忙得不可开交，在全国各个城市飞来飞去，设基金，看项目，做演讲，阚治东和当年知青下乡一样充满激情。

　　“为什么还要如此拼搏？”阚治东说：“坦率地讲，并不是为了生计，也不是为了重新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朋友，并且圆与我共同创业的同事们"本土创投"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