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梯队”悄然成型 金砖四国面临挑战

　　　“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但不是其全部。随着印尼、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在经济增速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上的赶超，“金砖”地位似乎受到“挑战”。显然，这种多点开花的局面给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此外，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及超宽松货币环境下，所有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面临着短期内迎接资本加速流入的挑战，长期内则要参与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全球经济结构再调整。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无论“金砖”还是“灵猫”，都需审慎和客观地看待投资者热捧。

　　　“金砖”发展出现分化

　　　“金砖四国”（BRICs）一词由高盛集团资产管理部主席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首创，旨在强调这四个国家在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上的潜力。该名词一面世，就引起全球学术界与投资界的共鸣。

　　　确实，全球经济格局正在急速转变：金砖四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在过去9年内从8.3%升至16.4%。

　　　不过，金砖四国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生产要素禀赋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具有竞争力十足的人口结构，也具有较高的居民消费率；俄罗斯在21世纪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迅速积累了国家资本，但由于在产业结构上过重偏倚能源产业，导致其在金融危机中经历金砖四国中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巴西则拥有丰富且多样的自然资源、领先的工业技术和科学水平以及较发达的金融市场，经济发展具有多引擎特质。

　　　这种差异导致“金砖”在后危机时代发展出现分化。数据显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今年三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达6.7%、2.7%、8.9%和9.6%。除俄罗斯外，其他三国经济增速均远高于同期的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据最新预测，“金砖”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4.2%、9%和10%。

　　　金砖四国股市今年以来表现各异。截至12月20日，巴西圣保罗BOVESPA指数累计下跌1.93%，俄罗斯RTSI指数上涨20.42%，印度孟买敏感指数上涨13.88%，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2.94%。而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MSCI）金砖四国指数今年累计涨幅为3.46%，低于同期标普500指数11.84%的涨幅。

　　　“灵猫”“金钻”打造第二梯队

　　　“金砖四国”概念的热销令奥尼尔喜出望外，于是趁热打铁推出了所谓的“金钻十一国”，涵括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国11个新兴经济体。

　　　随后，汇丰银行也加入“新兴合唱团”，提出未来全球经济将属于“灵猫六国”（CIVETS），即哥伦比亚、印尼、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六国拥有令人称羡的人口结构，增长潜力巨大。

　　　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新兴领军经济体”（Emerging and Growth-Leading Economies，EAGLEs）概念，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为衡量标准，逐年筛选“入围名单”。如今榜上有名的除了金砖四国，还包括韩国、印尼、墨西哥、土耳其、埃及和中国台湾。相对于“金钻11国”和“灵猫6国”，领军新兴经济体以经济增量的绝对值为基础，强调动态概念，并有明确的标准。

　　　热闹非凡的“新兴合唱团”在说明一个趋势，即网络化推进全球化进程，降低全球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也改造了经济发展的学习曲线。而后危机时代又给了新兴经济体更加广阔的表现舞台，使得上个世纪后半叶日本引导亚太地区产业转移的“单雁群”模式，逐渐转变为多点开花的“多雁群”。这也推高了衡量新兴经济体股市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截至12月20日，其今年累计涨幅已达12.28%，远高于衡量发达经济体股市表现的MSCI世界指数7.82%的涨幅。

　　　警惕非理性繁荣

　　　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的是大量国际资金流入。据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披露的数据，截至11月29日，新兴市场股票基金今年的资金净流入量达843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创纪录的833亿美元。在美国出台新一轮量化宽松计划的背景下，未来国际游资流入新兴经济体的速度势必加快。这导致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升值、资产价格泡沫和整体物价上行等多种挑战。

　　　这一幕与上世纪后半叶拉美经济危机与东亚金融危机前的情形有相似之处。而部分经历危机“洗礼”的新兴经济体也能够及早的意识到这种非理性繁荣。今年以来，巴西、印度、韩国和泰国等纷纷启动货币正常化进程，巴西、韩国和泰国甚至采取外汇管制措施抑制热钱流入与流出，避免本币汇率过度波动。

　　　不过，这并非单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经济结构问题。只要发达经济体拥有赤字，就难免通过贬值来避免流动性陷阱。此外，由于全球资本流动高度杠杆化，息差交易可通过大量借贷在新兴经济体投机获利，也加大了这场资产盛宴背后的隐患。

　　　因此，新兴经济体在崛起的同时，需善于利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合作，并通过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磋商机制寻求更多的规则制定或参与制定权利。在后危机时代，部分传统金融规则或面临重新调整，新兴经济体需更善于融入全球化过程，争取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更多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