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最低工资不如打击通胀和减税

　　近来，在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上，最低工资成为热议的话题，而在此前一些地方也刚刚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比如广东省平均提高18.6%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北京，也有政协委员不同意北京市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发社会争议。 视频：广东提高最低工资或现港企退出潮

　　事实上，政府认为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起到作用的想法在市场爆发的用工荒面前，无疑是一相情愿的，尽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看上去似乎有利于调节分配并帮助工人获取更高的收入，是政府致力于调整收入分配的表现，但随着通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背景下的用工荒，市场压力下的加薪潮在过去一年已经爆发，并会在未来持续。

　　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少华在两会上提出“不同意北京市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理由是，调最低工资将给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很大的运营压力，目前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是1160元。这种论调表明他并不清楚北京的生活成本在过去几年大幅上涨给底层就业者带来的生存压力，如果不给予确保基本生活费用的工资，在北京无法招收到工人。而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远远达不到在这个物价高昂的城市基本生存所需。

　　同样，广东省官方解释说，新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努力是为了稳定当前企业用工，因为在外向型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用工荒比较严重。当然，这种为稳定经济而做得努力值得赞赏，但即使在政府内部，也对此举稳定就业的作用感到怀疑。因为，整个中国都面临不断上涨的物价，跑在最前面的显然是通胀，这逼迫企业不得不加薪留住工人，而在最后追赶的是最低工资标准。

　　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一年，中国许多地方连续至少两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是，由于通胀与劳动力短缺的原因，中国市场上工资调整的幅度更高。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有87.3%的企业进行了调薪，而2011年将有89%的企业将对全体员工进行加薪。

　　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推动市场提高薪酬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讨论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态度，并无实际的作用。如果政府真要考虑提高民工实际收入并减轻企业成本压力，那只有全力以赴的打击通胀，减少税收。否则，通胀居高不下就会导致在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的薪酬要求不断上涨，企业成本压力增加，但由于提高工资要求只是对通胀的反应，因此，真实收入并没有提高。

　　事实上，加快立法并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加有用。因为他赋予了员工与资方谈判的权力，因为很多企业的工资标准虽然高于最低工资，却没有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比如最近媒体揭露的上海家乐福公司，从1998年至今，其职工实际月收入增长了不到50元，而这期间上海的最低工资翻了3.45倍，上海人均GDP至少翻了3.09倍。家乐福以缺乏法律支持为借口拒绝涨薪要求，而这正是立法部门与政府部门工作的缺失。

　　稳定企业用工并非是靠提高最低工资所能解决的，因为企业所能接受的要求毕竟是有限的并是自主的。实际上，政府更要重视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问题，因为民工除了因为工资问题经常以年为单位调换工作外，最主要的是他们在做工的城市没有固定的家庭，随时用脚投票，因此，他们的就业表现为短期化与高流动性，从而恶化当地的劳动力供应。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与城市化水平大幅增长，但仅仅是建设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迟迟不予破除，农民工在城市缺乏社会保障、福利待遇，这造成他们的两栖流动性。如果能够让他们落户并成为市民，就会稳定就业，增加劳动供给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劳动力短缺。事实上，这种二元结构造成的短期化就业在劳动力短缺时代会造成劳动力供给的高度不稳定性，并且也不利于工人技能的提高。

　　根据蔡昉的研究，2000 年 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迅速减缓，每年平均只有1%略强，并预计在2015年转为负增长，中国劳动力短缺已经不是暂时现象。一种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状况先恶化，达到一个高点之后呈现改善的趋势，人们称这个收入分配改善的转折点为库兹涅茨转折点。我们认为当前的加薪潮并不一定是库兹涅茨转折点，因为如果不改善通胀，收入分配将继续恶化，尽管平均薪酬可能会继续提高。

　　作者：张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