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
当前的通胀形势正在引起人们日益加重的担忧。去年10月份CPI同比超预期增长4.4%，11月份到5.1%，12月下降到4.4%，今年1月份再次上涨到4.9%。央行报告显示，我国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为1999年四季度有调查以来的最低，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针对这一通胀形
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
记者：对于本轮通胀的特点，各界在 “高增长、低通胀”、价格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以及本轮通胀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特征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这些特点的形成与通货膨胀在中国的传导机制是否也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张春子：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来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路径。在全球货币量化宽松大背景下，国际间通货膨胀的传导和扩散机制如下：国际贸易收支和汇率等因素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国际商品价格；随着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胀将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链条分别传导到国内；通过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比价效应，通货膨胀进一步由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扩散，最后引起价格的全面上涨。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通胀的国际传导只是外因，各国受通胀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这主要根源于一国内部的经济结构。我国之所以容易受到国际通货膨胀的冲击，概源于不合理的进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国能源、原材料供求长期存在结构性短缺，需要从国际市场上得到平衡。这些进口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弹性小，价格波动易于引起国内生产成本的波动。但与价格高昂的进口能源、原材料及成套设备相比，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属于能耗多、附加值低的廉价商品，既容易引发贸易争端，又耗费大量能源，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能源供求的矛盾。
此外，由于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产品供给缺乏弹性，当国内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时，必然依赖大量进口。2000~2009年我国农产品进口波动上升，进口额年均增幅在18.7％左右，高于出口额年均增幅。2006年到2009年短短的3年时间，我国玉米就从小额出口到净进口60万吨。2009年，我国豆油、棕榈油和菜籽油的进口量也是世界第一，大约75%的大豆依靠进口。在全球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背景下，粮食减产预期以及国内外游资炒作等因素，可能导致农产品进口数量大幅增长和价格快速上涨，势必加大国内控制通胀的难度。
其次，我们再来看国内通胀的产业链传导途径。我国农产品链条的价格传导较工业品价格传导更为顺畅，易形成食品价格先行的通胀模式。尽管国家在粮食收购价方面有所保护，但我国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农产品价格上涨很容易传导到其他食品上。例如，玉米、豆粕涨价会引起饲料价格上涨，导致家禽、家畜的养殖成本上升，而粮油和肉禽价格的上涨又推高了餐饮和食品加工业成本，从而实现农产品价格波动向一般消费品与服务行业的传导。
相比而言，我国工业品价格传导机制并非如此顺畅。尽管国际铁矿石、有色金融、原油等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但上游产品价格难以迅速地反映到工业品出厂价上，更少反映在终端消费与服务上。工业品价格受阻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品市场产能相对过剩，一直处于买方市场，并且政府对公共产品价格管制较为严格。成品油、电力和水施行政府定价，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工业品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的转移，从而使得我国PPI向CPI的传导受阻，出现CPI与PPI的背离。随着政府放松管制，这种背离可能会形成对通胀的潜在压力。
通胀形成的本质因素
记者：我们都知道，通货膨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极端恶劣的天气变化、错误的价格管制、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汇率的变动……都可能成为影响通胀变化的因素。这其中，哪些才是影响短、中、长期通胀变化的本质因素呢？
张春子：产能、成本和货币是主导通胀变化的三大根本因素，但在不同的时期，其对通胀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短期而言，通胀受产能影响明显，中期则是成本推动的结果，而长期通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
第一，产能影响通胀的短期变化。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延续着“食品价格先行”的通胀模式，食品价格波动一直被认为是扰动CPI最大的因素。一些人认为CPI的波动趋势取决于天气的变化，取决于食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工业品和服务业的涨价。但更可信的实际情况是，从短周期来看，产能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供需结构，进而引发通胀。
例如，极端恶劣的自然天气导致农产品供给减少，需求相对增加，从而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如果说天气因素是个较为特殊的例子的话，更为普遍的情况是通胀预期的变化将导致存货的调整，引发食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当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感受到化肥、种子等生产生活资料与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时，便会在通胀预期的影响下增加存货，比如囤积更多粮食和延长生猪存栏时间，这样一来便会改变农产品市场的短期供求关系，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
但是，观察二十年来中国农民种粮收益率和猪粮比价的变化，我们发现数据波动较大，并不存在明显的中期趋势，这说明产能变动所带来的价格波动和超额收益是短期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产能对通胀变动的短期影响。
第二，成本推动通胀的中期上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缺口会在短期内恢复平衡，真正影响中期通胀的因素取决于成本。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资源不断向城市流动，使得农产品供需间维持着一种紧平衡关系。作为农业生产的三大基础成本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汽油）、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的价格均出现了系统性的上涨，从而使农产品价格水平整体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并推动通胀的上行。
第三，货币决定通胀的长期趋势。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他认为，根据货币数量方程MV=PY，货币流通速度V在长期是稳定的，因此货币供应量M的增速超过实际经济增速Y，只能导致物价水平P的全面上升。现实经济中，某种商品供需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对短期的通货膨胀形势造成影响，但长期、普遍的通货膨胀一定是由于基础货币条件的改变。纸币的发行如果超过了流通中需要的金属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要上涨。
但货币超发引发通胀需要一个过程，短期超发的货币对通胀的影响很小，反而会增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这也是为何美国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持续实行货币量化宽松，但通胀水平依然很低的原因。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也导致各国都有超发货币的动机。一是作为全球货币的美元是当前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美国前财长康纳利曾不无讥讽地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烦恼！为了缓解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衰退，美国凭借其美元世界货币地位，大量释放流动性，压低本国利率和汇率，一方面推动出口和带动本国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美元热钱流出美国，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风险。二是各国相机抉择的货币发行机制容易导致货币超发。各国大多参照通胀率，采取相机抉择的机制决定货币供给。但是，货币超发具有滞后性，货币创造出来后并不必然与当期物价指数一一对应，相当部分货币会沉淀下来，暂时脱离投资-消费循环。这就会导致流通中货币不足，造成通货紧缩的假象。但这些被沉淀下来的货币并没有消失，随时可能成为现实的购买力，在外界合适诱因下，引发通货膨胀。
理性应对通胀的中长期趋势
记者：根据上述分析通胀的逻辑框架，您如何判断国内通胀的未来发展趋势？
张春子：决定通胀中长期趋势的因素在于成本和货币，而坚实的流动性基础和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的变化恰恰是本轮通胀的核心驱动力。对我国而言，温和通胀恐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货币超发造就了本轮通胀的流动性基础。一方面，货币超发有着国内基础。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刺激经济增长，我国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空前充裕。除了主动货币宽松之外，急剧增长的外汇储备也是我国基础货币被动大量投放的重要原因。
但与一些新兴市场相比，中国如此高的货币发行速度，为何却仍然保持了较低的通胀水平呢？中国广义货币增长和GDP增长之间的差额可以解读为非货币化的资产不断转化为货币化资产。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成为吸纳超额货币的蓄水池。首先，在货币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中，那些强势行业如房地产，最先吸纳了大量货币。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来，中国资产价格上涨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和土地价格上涨上。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在短期有利于抑制通胀，但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快速增长将引起整个供给成本的提高，带动其他行业产品价格增长，并最终传导到我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部门。正如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所说“一旦这些最弱势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也就标志着全面的通货膨胀开始形成”。
另一方面，货币超发也具有国际基础。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各国货币政策当局都抛出了“量化宽松”的手段。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济情境：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迅速复苏，而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依旧低迷。在此背景下，各国央行政策退出的步伐并不一致。新兴市场和资源型国家正在逐步提高利率，退出量化宽松，但美国、欧洲、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维持低利率政策已经超过20多个月。作为全球货币体系主导的发达国家，其量化宽松的政策通过无摩擦的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例如，2009年3月，美联储的QE1总额1.7万亿美元。2010年11月，美联储QE2额度6000亿美元。巧合的是，在此期间中国外汇储备从2009年6月份的2.1万亿美元，增长近7000亿美元，占QE1的近40%。不难看出，在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后，发达国家经济条件越差，则中国资产泡沫与通胀风险就越大。
其二，潜在的成本上升是推进本轮通胀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刘易斯拐点”效应推高劳动力成本。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从实证研究来看，一个经济体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往往伴随着较长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由于工业品的价格传导存在着明显的价格黏性，成本压力主要表现在低端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产品上，容易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随后，劳动成本会通过向终端产品转移而引发整体物价与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最终促使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整个居民消费领域和工业品领域体现出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也不等同于劳动力年龄和结构的变化。目前我国人口红利还未完全消除，但低端劳动力供给正变得越来越短缺，所以才会导致“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矛盾。
另一方面，资源的稀缺性要求价格的调整。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成本因素就是资源土地、能源、水和环境。由于我国部分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由政府管制造成价格扭曲的情况还普遍存在，特别是对资源、环境等物质要素没有完全按照其稀缺程度进行定价，人为地压低了其价格。这就造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效率低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这些有限的资源或要素的成本最终必将上涨。
资源的有限供给和相对稀缺要求土地、能源的价格调整。另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恰恰反映了非农部门土地和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而相关公用事业和一些服务品的价格长期受到管制，其内在的价格调整要求将成为催生通胀的因素。
总之，本轮通胀仍将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发酵延续，而中国CPI波动的中轴水平也将出现系统性抬升。过去十几年来低于2%的通胀平均水平，将被抬升到4%附近，并且会在较高水平长期反复与徘徊。一旦经济过热，通胀还有进一步加剧上升的危险。
记者：当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价格管制措施，央行也正在通过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逐步收紧货币。面对通胀上升的长期挑战，您有何相关建议？
张春子：我认为政策要回归到货币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来，行政性手段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货币和合理的经济结构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就货币政策而言，除了要科学合理地控制新增信贷规模之外，升值和加息的手段需要配合使用，国际游资的目的在于追逐资产升值的高收益，而不是简单的息差。此外，还需要增强央行的独立性，通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转变央行被动投放货币的无奈。
就经济结构而言，只有切实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农业长期落后的现状和不合理的进出口结构，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通胀的根本问题。
作者：姜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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