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争锋：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

　　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成为近一段时间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巧合的是，今年7月26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文汇报和浦东国际金融交流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学人新视野”公开课堂上，对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做了全面客观的分析；而同一天，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举办的论坛上，也对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发表了看法。

　　樊纲：中国经济短期无忧

　　最近很多人在谈论经济硬着陆。什么是“硬着陆”？经济从高点迅速往下掉就叫做“硬着陆”。经济学理论关于经济周期的基本道理，就是大泡沫导致大危机，小泡沫导致小波动；大泡沫不可避免地会以危机方式来表现。

　　要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使经济平稳发展，就需要提早采取措施使泡沫缓解下来。这既取决于泡沫、亦即经济过热程度有多大，也取决于政策实施的时机。中国这次为挤压经济泡沫而采取的措施相当及时，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经济开始放缓，GDP增速从10.7%降到9.5%，工业生产和投资都逐步放缓。当中国经济已经行进在“软着陆”过程中了，人们再开始谈论会不会“硬着陆”，至少是晚讲了一年。

　　中国宏观经济短期无忧

　　宏观经济的调控目的就是避免经济大波动，实现比较平滑的增长。这是人类经过一次次经济危机后得出的结论。调控不仅仅是防止过热，更是为了防止出现“硬着陆”。不能等到泡沫到达顶峰的时候再出手调控；当经济过热趋势开始形成的时候就采取措施，“软着陆”的概率就比较大。

　　2009年中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M2增长了30%，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到2010年，中国经济已趋过热。这一年来，出台了多次货币政策，把过热的趋势压住了，把经济稳定住了。由于政策及时，效果也比较明显。

　　现在一些企业出现了困难，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出现了倒闭。这也属正常，不算“硬着陆”。任何紧缩和下滑都说明存在过剩产能，当然会有企业受到冲击，甚至会淘汰掉一部分企业。中小企业本身比较弱，自然首当其冲，即使“软着陆”也会出现这种状况。而一旦等泡沫起来，“硬着陆”导致危机，中小企业更会大批倒闭。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大家对防止经济过热有了基本共识，也动用了各种政策手段，政策手段也没有出现相反或特别滞后的情况。

　　通货膨胀下半年会有所缓解

　　近段时间，中国的通货膨胀趋势比较顽固，今年6月份CPI6.4%创了新高。不过，仔细想想，这还是相对温和的通胀，至少没有2008年那么高。这次大家感觉强烈，主要是因为物价、房价第一次同时上涨。房价是资产价格，进不了CPI，CPI中只有两个因素、亦即房租和住房贷款利率同住房有关。但房价也是用货币衡量的，房价上涨过快，人们会感觉货币购买力大幅缩水。一种可能的危险在于：在强大通胀压力下，政策可能会反应过度，结果把经济压得过低。这种可能性不是说不存在，但不见得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硬着陆”。

　　为对付通胀，我个人赞同多使用利率政策。但是，利率问题特别复杂，同汇率、热钱等联系在一起。美国、欧洲和日本基本还是零利率或低利率，我们一旦调高利率就会有更多热钱涌入，外汇储备增长更快，基础货币投放会更多。上调利率本来是想减少流动性，现在流动性反而更多了。货币政策必须通盘考虑汇率、热钱等问题。我对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情况并不感到悲观，认为今年下半年就会有所缓解。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导致产能过剩

　　认为中国经济会“硬着陆”，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前两年，投资确实很多，差不多是30%-40%的增长速度，现在固定资产增长率下来了，也仍然是25%的增长速度。其中重要的是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这值得人们注意。固定资产投资中大量是基础设施建设，这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公共品，将来要还债的话，收益会有问题，政府支撑投资的债务可能也就有问题。这样的分析确实指出了中国经济所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人均GDP大约是4000美元，仍然是较落后国家，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1/10。按照就业衡量，工业化程度只有70%，还有30%以上的人口是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劳动者。这是解释高储蓄率、高利润率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只有47%，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空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2009年是52%，2010年不低于50%，是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原因主要在于企业储蓄、亦即企业未分配利润大幅增长。中国政府的国债占GDP的比重很低，只有15%，银行坏账率为5%左右。中国有这么高的储蓄，自然会有高的投资，否则都变成外贸顺差，会导致外部不平衡。

　　高储蓄率能不能降下来？这寄希望于居民消费力的提高，内需问题也因此可以得到解决。但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包括税收制度改革、社保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只有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才能改变消费储蓄结构。

　　面对这么高的储蓄，怎么办？一方面，我们不能投资太多，因为投资太多就会把世界的资源价格抬高，整个世界经济都会过热。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投资太低，否则外贸顺差就更大。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储蓄率比较高的机会，加大城市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快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不会产生过剩生产能力，因为它不是当下的生产能力，而是今后50年甚至100年会用的产能，此外，大多数基础设施不属于生产性资产，而是属于消费型资产。

　　政府债务问题并不可怕

　　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债相当于GDP的15%。中国中央政府总的债务是13.9万亿元，包括政策性银行所发的债、中央政府所支撑的企业债等等在内，则占GDP的30%。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务通常不包含企业债在内。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欧盟成员国平均是88%，美国是100%，日本是200%。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是10.7万亿元，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7万亿元，大约占GDP的45%。比较来看，中国的政府债务还是比较保险的。更不用说中国经济增长率比较高，财政收入增长率达到了20%以上。债务偿还能力要看经济增长率。在可见的将来，政府债务不会导致中国出现大的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不是短期的问题，而是一个相对长期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收入差距拉大，腐败加重，社会不满情绪增多，各种体制改革滞后，国有企业比重依然太高，政府管控经济动用行政手段太多。所有这些都是长期的制度性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中国经济要持续平稳发展，最终还是有赖于真正解决长期问题。

　　鲁比尼：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

　　我是这样定义“软着陆”的：经济增长8%以上，通胀率5%以下，而且越低越好。相应的，“硬着陆”的定义则是：经济增长低于8%，而且持续一年以上。从短期来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今年和明年中国经济增长还会超过8%。中国也会动用很多工具，包括一些非市场化的行政工具和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所以，我并不担心中国经济在2011年或者2012年出现“硬着陆”。我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中期走势。除非有很多的经济改革，否则会出现问题，而这些经济改革会触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在政治上有很大困难。现在，中国的投资繁荣会给未来带来不良贷款和公共债务，可能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那个时候，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就会调高到40%。这是2013年之后、而不是今年或明年的事。

　　基于出口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传统的中国模式，是基于非常疲软的货币、出口导向和工业化为主的增长。但从2009年开始，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出口出现下滑。中国经济能保持8%的高增长，并不是因为增加了内需和消费，而是因为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今天的投资已经接近GDP的50%。巨大的固定资产基础建设的投资以及商业、住宅的房地产投资、非常便宜的信贷、尤其是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廉价信贷，使更多的人被雇用，生产更多，产能增加，在很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我对中国的担忧是，中国的增长模式是基于出口，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其中，消费只占GDP的35%或36%。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一个经济体能有如此高的投资率，即每年都把GDP的50%用于再投资，而且投资到新的资本性项目中去。这最终会带来三大问题：

　　第一，不断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因为很多投资项目尤其是基础建设的投资项目，现金回报非常低，边际盈利也很低。

　　第二，会导致巨大的公营领域的债务。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17%，但我认为，公营领域的债务，比如说省级债务，可能要占到GDP的20%-27%，还有很多债务是隐性的。如果基建投资出现麻烦，政府的担保会不会出问题？能不能及时支付？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显然是过度投资了。如果银行不继续提供贷款，提供担保的地方政府就会有问题。到时候，中央政府只能救市，救省级政府。因此，我们的估计是，虽然中央政府的债务只占GDP的17%，但是如果把所有其他公营领域的债务加总起来，包括省级政府的债务等在内，可能会接近GDP的80%。

　　第三，就是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运行存在着投资项目的重复问题。比如目前的高速列车、高速公路、新机场，所有这些都是重复投资项目。投资过度变成了基础设施的一个泡沫。在房地产市场、医疗、高端住宅市场包括商业住宅市场以及许多制造业领域，都出现了投资过度的情况。并不是只有一个领域在中国出现过度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银行呆账，导致政府债务上升。我同意中国仍然有很大的财政资源，但目前所有资源实际上都深刻隐含了一些经济结构上的问题。最终，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造成经济的衰退。所以，中国必须重新平衡经济来避免“硬着陆”，避免将来很有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以及经济危机。

　　避免“硬着陆”首先取决于政府的作为

　　大家已经有了一致意见，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应该改变。在一个典型的发达经济体中，消费往往占GDP的三分之二，而目前中国的消费只占到GDP的35%。在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中，投资往往占GDP的30%，而中国目前的投资已经接近GDP的50%。所以，投资比例必须下调，消费必须上升，储蓄率必须下降。这已经成为共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转型是不是足够快；其次，这样的转型是否能够不以“硬着陆”为代价去实现。我不能确定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很快实现。要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提高消费，一方面，要有社会保障，否则，人们就只能存钱。其实，在新加坡的中国人、香港人也会存钱，但不同的是，内地中国人的收入比境外的中国人要低很多。过去20年，中国内地的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于劳动力的收入转变成了企业的利润。其次，中国的汇率导致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太贵；目前储蓄的回报又是负的；国企可以以低于通胀率的利率来借债，等于是拿到了补贴。所以，现在的汇率政策、工资政策、利率政策，都造成了收入从家庭转向企业，企业储蓄占到整个GDP的25%。这些企业有盈利，自然会有更多的资本性支出。要让中国人更多地消费，必须把收入从企业转移到个人，要从企业利润变成劳动者工资，这样，中国的消费者才会有信心去消费。因此，就需要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改革。要改革汇率政策、工资政策，要改善资本市场等等。我觉得这些改革太慢了，过去的“五年规划”都说要提高消费，结果，消费率还是从50%降到了35%。我不相信未来就一定会比过去做得好。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悲观观点。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向消费的转移不能及时发生，我担心有一天，一旦没有项目可以投资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这时候，经济增速就会放缓，即使这还算不上是“硬着陆”。

　　中国经济要避免“硬着陆”，首先取决于中国政府是不是能够有所作为，能够推进改革，能够重新平衡全球经济，而且重新平衡目前的投资、消费、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以及对于经济的供需等等。

　　经济改革总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也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困难以及长期的财政问题，欧元区也有非常基本的结构问题。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经济停滞长达15到20年。所以，在经济结构的改革方面，肯定会有许多压力。大家都希望通过改革为自己分得一杯羹。在中国，家庭经济非常弱，国企的影响力很高。所有这些不同的企业部门以及省级部门的领导都希望看到自己的GDP增长率最大化，就业率最大化。所以，这就导致产能过剩。很多时候，许多人会意识到，这实际是由政府意愿推动的结果，投资实际上就非常难以降下来。但情况必须要加以改变，否则，这些过度的行为就会导致经济困难。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将如何打破这种僵局，但我知道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