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漏油事故的幕后博弈还在继续,在这场即将打响的索赔大战中,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正加入其中,而与此相衬的是,针对康菲石油的索赔之路却阻碍重重。
8月20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透露,在其监督督促下,康菲公司于20日承认在C平台西北侧发现9处海底油污渗漏点。一天后,康菲石油也发布公告,表示在蓬莱19—3油田C平台以北约15米的海底一个直径15米范围的区域出现了几个小的渗油点,并否认发生新溢油事故,而对渗漏点的数目并未做出准确说明。
随着渤海漏油事故影响的持续放大,在法律界人士以及数十家环保组织先后举起索赔维权大旗时,各监管部门的调查力度也空前加强。
8月19日,国家海洋局联合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安监总局、国家能源局六大部委组成康菲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并于当天下午再次召见康菲石油和中海油相关负责人,对溢油事故情况进行了质询。
与此同时,一名接近康菲石油的业内人士也向本报记者透露,虽然目前索赔方针对康菲石油的起诉尚未正面博弈,但康菲石油已经开始在着手“打造”强大的律师团。
“作为一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国际大公司,康菲在应对法律纠纷上的经验是可想而知的。”上述业内人士说。
而在康菲石油提前准备“迎战”的同时,法律界人士及多家环保组织向法院提交的诉讼请求却遭到拒绝。
“上周四,海南省高院已经口头回复我们,表示不会受理渤海漏油的案件,青岛海事法院和天津海事法院目前也没有裁定。”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郭乘希律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公益诉讼遭拒
“无论是公益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可能面临法院拒绝受理的可能。”
七大部委的联合出动似乎宣告针对康菲的索赔大战即将打响,但围绕整个渤海漏油事件的善后赔偿却并不顺利。
一名接近青岛海事法院的法律界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在整个渤海漏油事故中,无论是公益诉讼、民事诉讼还是针对国家海洋局此前在处理漏油事故过程中的行政诉讼都可能面临法院拒绝受理的可能。
“国内司法系统在处理环保案件时已经有过一些案例,尤其是公益诉讼,在法律程序上就存在诸多障碍,虽然很多环保组织之前也做过很多尝试,但成功的很少。”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赵京慰律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8月16日,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分别对康菲石油、中海油以及国家海洋局提起公益诉讼和行政诉讼,而在此之前,贾方义就已经将起诉状提交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青岛海事法院和天津海事法院。一个星期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口头回复贾方义,表示不会受理渤海漏油事故的索赔案件。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出具书面材料,只是电话通知我们不会立案,这在法律程序上是不符合要求的。”郭乘希说。
而据本报记者了解,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对外宣布,将在该省高院和各中院增设环境保护审判法庭,以审理海防林恢复和建设工程、节能减排、环境污染防治等生态建
设中引发的各类案件和环境污染侵权案件,规范生态保护区域资源的合理开发。
“可以说海南高院应该是国内审理环保案件的一个试点,但针对渤海漏油事故,海南高院却以跨地域为理由拒绝受理。”郭乘希说。
对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态度,贾方义表示,从管辖的海域来看,海南省高院主要负责受理南海一带的环保案件,但随着渤海漏油事故影响的持续扩大,油源污染随流而下的威胁也极有可能。
“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受台风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扩散到周边数个沿海城市,海水的流动性决定了污染面积不会局限于某一区域,只有受污染程度的不同。”贾方义说。
不仅仅在海南,渤海漏油事件在其他地方的公益诉讼也不顺利。上述接近青岛海事法院的法律界人士透露,在渤海漏油事故发生后,包括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的律师和环保组织都先后递交了起诉状,但直到目前,青岛海事法院并未作出裁定。
“青岛和天津海事法院目前还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还在研究过程当中,但在具体操作中,司法系统的态度很可能会受到来自政府和被告的干预。”上述人士说。
本报记者了解到,由于环保案件中被告往往充当了当地的“纳税大户”,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考量,当地政府为被告提供“保护伞”的情况也屡屡发生。同时,由于我国法律框架内公益诉讼没有专门的诉讼程序,只能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这也让公益诉讼的启动举步维艰。
“个人或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不太可能被受理,大多数法院都会以诉讼主体不适格拒绝受理此类案件。”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部主任马勇说。此前,他们曾以“中华环保联合会”名义提起过环境公益诉讼却屡屡碰壁。
与此同时,马勇进一步表示,针对渤海漏油事故中的环境公益诉讼,国家海洋局最适合担当原告角色。“在被视为公益诉讼难点的取证、执行等方面,他们有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持,获得的证据也更清晰完整,执行也比较容易。”
民事诉讼胜算难测
相比公益诉讼,民事诉讼在法律程序上有一定保障,但并不代表就能稳操胜券
针对海洋生态破坏的公益诉讼前途未卜,受损渔民发起的民事诉讼也同样充满未知。
继唐山市乐亭县渔民水产遭受大面积死亡后,河北昌黎县也发生水产大批死亡现象。当地一名水产养殖户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称,截至目前,昌黎县预计共有1000多户渔民蒙受损失,由于没有政府部门和权威机构参与评估,直接经济损失目前无法统计。
“最少的也有几十万,损失严重的在百万以上。”上述昌黎县渔民说。
本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昌黎县约700户渔民已经明确表示将委托律师事务所向康菲和中海油提出索赔,代理该案件的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赵京慰也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盈科律师事务所已经取得了河北乐亭、昌黎两地近200名养殖户的委托授权,还有更多的渔民正在与其签订委托授权书,事务所将为渔民免费代理维权活动和经济索赔。
“我们组成了一个律师团,人数在30人左右,由于监管部门的鉴定结果还没出来,现在还处于前期准备阶段。”赵京慰说。
此外,山东烟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还向本报记者透露,考虑到民事诉讼在具体操作中的不确定因素及立案难等问题,北京、山东等地的多位律师都将以个人名义参与这场维权大战,其中包括对国家海洋局不作为的行政诉讼。
“在事故发生时,国家海洋局存在行政不作为,并对事故的后续影响造成了多余的损失。”上述匿名人士说。
虽然针对康菲石油等三大被告的法律声讨尚未彻底爆发,但可能面临的变数也同样明显。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法律界人士均表示,相比公益诉讼,虽然民事诉讼在法律程序上有一定保障,但这并不代表民事诉讼就能稳操胜券。
“这场官司背后牵扯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康菲石油和中海油都是财大气粗的国际型企业,而且从之前他们发布的声明来看,他们已经做好了抗辩准备。”赵京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