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高利贷：风险何时被吹破？

　　金钱，永不睡眠。它们正在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肌体中不竭地奔跑着，特别是那些来自于“毛细血管”的民间资本，它们遵照逐利的本性在“缺乏营养”的部位高速循环着。不仅如此，一股股来自“大动脉”的上市公司资本也参与到这场狂欢之中。

　　放眼 望去，在这个庞然经济体的身躯之上，一些地方干瘪着，一些地方则肿大膨胀，似乎即将爆裂开来……

　　全民放贷：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

　　近日，一则“重庆市高院首次支持民间借贷按照利滚利收账”的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监管层及司法层面对民间借贷的态度，再次成为公众揣测的焦点。

　　重庆市高院出台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出借人根据约定，将利息计入本金请求借款人支付复利（俗称“利滚利”，编者注）的，只要约定利率不超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截至发稿，记者未能与重庆市高院取得联系。某省高院民事庭庭长对记者表示，与最高法的规定相比，重庆高院的指导意见突破性较少，只是在民间借贷上肯定了复利的计算方式，但前提还是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

　　他认为，重庆市高院之所以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可能与当地的民间借贷规模扩大，且纠纷增多有关。目前大多数地方还是根据最高法的规定，在民间借贷中，计算复利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严峻，央行在回收着流动性。银根紧缩与民间借贷的跷跷板效应再次出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疯狂”。不少受访专家、学者甚至用“全民放贷”来形容当下的形势。

　　“现在民间借贷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我预计今年年末，民间资本风险会出现大的爆发。”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电话中忧虑地对记者表示。

　　周德文并非杞人忧天。不久前，江苏泗洪县即被爆出民间高利贷崩盘，村民活埋上线灌辣椒水讨债；福建厦门也接连爆出民间高利贷崩盘大案，并且有担保公司及银行高管涉嫌介入。

　　同时，在资本市场上，放贷现象也开始蔓延。据Wind资讯统计，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含有“委托贷款”字样的公告较去年同期增加32.3%。记者发现，有的公司来自委托贷款的收益甚至超过主业，被指“不务正业”。

　　在放贷群体上，民间借贷已经由传统的专门从事放贷的噬利阶层进一步扩大化。一些实业企业家因为企业利润低，人工及原料成本高，将手中的资本投入了借贷行列，追逐高利润，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正在传统的产业重镇蔓延。

　　在区域上，周德文告诉记者，以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规模汹涌。但现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这种没有经济支撑的高利贷是很可怕的，是击鼓传花的游戏，最后倒霉的可能是大众。”

　　民间借贷亟待规范化。

　　“民间借贷光想捂是捂不住的，它的大规模存在有其存在的道理，在银根紧缩的时候，它的规模肯定会随着需求而扩大，化解风险的根本方法，是将民间借贷这些地下金融阳光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徐滇庆向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周刊，实习记者 李勇）

　　上市公司：为富不仁？

　　从炒房、炒股到买理财产品、放高利贷……上市公司资金投向可谓花样百出。从刚刚公布完毕的上市公司半年报中可以发现，在调结构、促转型的经济形势和收紧流动性的金融环境下，市场资金出现结构性不平衡，一些上市公司从中嗅到机遇，在高利益的驱动下实体企业“不务正业”的现象渐趋严重，可能加剧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巨资砸向理财放贷市场

　　在股市低迷、楼市调控、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原先炒股、囤地的上市公司资金今年开始急寻他路，银行理财、高利贷等民间资金热门之选也进入了上市公司的视野。

　　对上市公司半年报的不完全统计显示，今年以来，购买理财产品和发放“委托贷款”的上市公司均逾50家，购买资金额度和累计贷款额度分别超过200亿元和160亿元。

　　在众多上市公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海螺水泥。该公司发布公告称，为提高经营资金使用效率，将总金额为40亿元的经营资金投资于信托和银行理财产品。我国重大装备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陕鼓动力亦累计斥资26.5亿元购买理财产品。

　　尽管海螺水泥、陕鼓动力手笔之大令人吃惊，但也仅是理财市场的冰山一角，中卫国脉、士兰微、东阿阿胶、漫步者、双汇发展等公司都斥资上亿元购买理财产品。在这些投资产品中，多为1年期短期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达到5%—6%不等。

　　在全民理财的同时，放贷大潮也愈演愈烈。上市公司同样成为其重要的一员，向无关联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也不在少数，且贷款利率普遍高于市场利率。其中，卧龙地产、卧龙电气、武汉健民、钱江生化、宁波维利等上市公司的委托贷款涉资上亿元。

　　梳理上市公司公告发现，委托贷款年利率较低的也达到12%，而最高者则达到约20%，这与一年期定期存款3.5%的年利率相比，可以算得上是“高利贷”了。

　　武汉健民正是丰厚的获利者的代表。公告显示，其对外委托贷款1.5亿元，年利率达20%，一年利息收入将达3000万元。武汉健民的半年报则显示，公司对外委托贷款取得1304.41万元的收益，而同期净利润为3619.62万元，超过1／3的利润来自放贷所得，“不务正业”的现象着实不一般。

　　资金置换挪作他用

　　上市公司用闲置资金通过理财和放贷实现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若是利用超募或再融资“圈钱”所得资金变相投资金融市场则实不应该。

　　从过去中小板、创业板超募资金最终用途来看，也曾出现过用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挪作他用的现象。资金置换表面上没有改变资金的数量，但通过置换，企业募集的资金就成了上市公司自有资金，如此一来就不再受到只能投资主业的限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对于用于财务性投资的资金究竟是自有资金还是募集资金，监管机构很难辨别，有上市公司也因此打了擦边球。”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有“越轨”的现象，但是海螺水泥仅在购买理财产品之前一个月刚刚公布发债再融资获批的公告，这一巧合令人觉得事有蹊跷。

　　从再融资公告来看，海螺水泥公开发行债券总规模不超过95亿元，将以1∶1的比例分别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按此计算，偿还商业银行贷款约为47亿元，另47亿元作为企业流动资金。

　　如果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再融资本无可厚非，但仅在1个月后，该企业就有40亿元的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且不说是否有资金置换的现象，至少说明企业现金流并无短缺。

　　据了解，企业通过发债融资相对于A股市场融资所受监管较少，对于盈利、现金流，以及募资后的具体投向限制也较少。但今年以来，除债券融资大增外，A股再融资市场也风起云涌。9月刚开始，证监会就批量放行了7家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申请，涉及金额高达近353亿元。

　　国泰君安策略分析师时伟翔曾对记者表示：“由于今年银行借贷资金紧张，不少企业转向直接融资市场，监管层对此也有所鼓励。”但是，某些直接融资不为发展实业，而买理财产品和放高利贷则难以让投资者理解。

　　影子银行孳生风险

　　从炒房到炒股，上市公司利用闲置资金投资并不鲜见，但将大规模资金砸向银行、信托理财产品和放高利贷则是今年兴起的新现象。在孙立坚看来，市场其实并不缺钱，“钱荒”不过是一些企业为了低成本拿钱的借口。

　　海通证券产业经济高级分析师刘铁军分析指出：“这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不合理分配。”

　　这股“倒卖风”令银行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愈演愈烈，通过保证金撬动开出票据，票据直接融资，再通过融到的资金发放体制外的贷款已成为“社会融资总额”中的一个部分，此举避开了信贷监管渠道，不但引发资金脱媒、降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还成为孳生风险的一个源头。

　　“央行拟将准备金征缴范围扩大至保证金存款，意味着将减少银行表外活动，弥补监管漏洞，帮助央行更有效地管理和衡量体系内真实的流动性情况。”瑞银特约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

　　国金证券宏观分析师李治平也表示，将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资金纳入上缴存款准备金基数，本质上抑制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提高了表外业务的机会成本，倒逼了开设票据、信用证所需的保证金比例上升，从而也约束企业通过这一渠道增加杠杆所带来的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企业“调结构、促转型”是发展的主要方向。如此多的上市公司“不务正业”，似乎意味着没有寻找到转型的方向和突破口，掩盖了企业业绩可能下滑的不良现象，实为本末倒置。（人民日报，记者 桑彤 陈航）

　　狂欢终将落幕：谁来收场？

　　作为在国内经济媒体上非常活跃的学者，叶檀近日的一篇博文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据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报道，江苏北部的贫困县泗洪县石集乡被称为“宝马乡”，今年春节过后开始，石集乡几乎98%以上的村民都参与到了疯狂的高利贷游戏中。今年5月底，疯狂的高利贷之链一夜之间断裂，从石集乡迅速向其他乡镇蔓延，穷困群体上亿的血汗钱瞬间全都打了水漂。

　　目前，有证据显示温州投资者从房地产撤资，投向高利贷市场。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上半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1100亿元，而去年同期该行的数字显示为800亿元，这意味着过去1年间温州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

　　今年1－3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其中3月的利率水平创历史新高。5月利率达24.6%，6月则为24.4%，“利率水平处于阶段性高位”。另据该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让人看不懂的新兴城市鄂尔多斯，几乎全民放贷。自从2011年上半年因为资金链断裂出现多起金融案件，民间资本紧张无比，有报道称，鄂尔多斯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会找民间资本借钱，一般是40%-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有些企业，甚至一个楼盘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在有些地方，连4分、5分的利都没法吸引借贷者把钱拿出来。利率越高，刀口舔血以求一逞的人越多。

　　风险已经降临，高利贷冰山岌岌可危，庞氏骗局出现崩塌前兆。

　　今年以来，温州发生多起企业主、公务员和银行人员等进行民间借贷后出逃的案例。4月以来，温州当地的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等关门倒闭。最近的案例是，8月1日，温州巨邦鞋业公司老板王和霞失踪。

　　闽北担保链已经崩溃，显示部分地区的高利贷冰山已在艳阳下融入水底。8月5日，福建建阳刘斌案爆发，此案显示，传销的多层次金字塔式高利贷集资链条，将民间资金与众多担保公司联结成一个金融链条。有消息称，仅建阳的担保公司损失就超过10亿，十多家担保公司老板外逃。

　　目前的高利贷市场大致存在两种状况：一是风险较小的短期资金头寸调动，许多企业通过几天的高利贷资金搭桥，继续获得银行的信贷，这是较为安全的部分，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二是风险较大的高利贷长期融资，借贷的企业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将趋于宽松，或者政府将放松房地产调控，到时以房地产的溢价能够偿还高利贷利率。

　　显然，这是极端不靠谱的赌徒心态，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缺乏预见。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轻易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传统制造产业可以支撑30%以上的利率，更不必说百分之百的年化利率，即使贩毒也不行。一些实体企业或者房地产企业不惜饮鸩止渴，原因在于病急乱投医。

　　这些企业并非不懂常识，而是在进行一场豪赌。在经济扩张周期的投资，由于资金链断裂而成为烂尾工程，一些企业主不甘束手就擒，通过高利贷打通资金链。当笔者到浙江东部的某个县城，看到企业艰难挣扎，而本地的一些从事放贷的年轻人在宾馆中挥金如土，感觉不寒而栗……（摘自叶檀的和讯博客）

　　面对风险：堵还是疏？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当前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人民银行市场司副司长吴显亭表示，今年上半年，民间借贷比较活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有一些担保机构、典当行、寄售行、网络借贷平台等受利益驱使，超范围经营，或者违规开展“高利贷”业务，不仅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潜藏着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

　　对民间借贷发展，重点是加强监测、引导和规范：

　　第一，要加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测和调控，对民间借贷的总量、利率、投向等，要动态跟踪把握，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合理引导，及时预警和有效防范“乱集资”和“高利贷”的潜在风险，按照“新非公经济36条”的明确原则方向，积极引导更多的民间借贷资金合规投向实体经济。

　　第三，要及时制定和修改完善符合我国民间借贷特点的相关法规制度，对不同类别民间借贷要明确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坚决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促进民间借贷向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要加强金融知识和舆论的正面宣传，增强民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新华网）

　　无法可依亟待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认为，高利贷现象是与资金或资本的逐利性连在一起的，也与我国口号上反对高利贷、事实上却没有遏制高利贷现象联系在一起，应当从多方面着手缓和高利贷带来的问题，尤其是从宏观而非微观入手加以解决，否则，即使在个案中否决了高利贷，却无法在社会层面上减少高利贷现象。

　　一是提供好的投资品种，满足资金逐利性的需求。比如香港交易所刚推出的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再如上世纪90年代的含保值贴补的国债。民间资金是逐利的，民间资金规模巨大，一定要为其找到光明正大的资金出路，否则，必然会以隐形方式提供给企业。

　　二是多数涉足高利贷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这说明大型公司资金并不吃紧，中小企业才是银根紧缩的受害者，国家应当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上下工夫，尤其是提供其融资平台，不能只顾大企业和国有企业。最近有消息说，国家正在筹备跨部门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构，要充实它的职权，尤其是在资金方面予以扶植。

　　三是应该积极报道高利贷做法不被法院接受的典型案例，让闲散资金的拥有者知晓高利贷的法律风险，减少公众参与高利贷活动的概率。尤其是，以往在多种非法资金案件中，报道和宣传的重点在于国家如何反对非法集资，却没有把高利贷的事情当回事，公众并不十分清楚国家在高利贷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太注意高利贷的风险，这使得高利贷现象越来越严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徐滇庆表示，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把地下金融拿到桌面上来，阳光化。不去引导，光想捂是捂不住的。应该给好的地下金融公司银行牌照。银行牌照并不是很神秘的东西，主要是要有退出机制，发现不好，立即将牌照收回。

　　退出机制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而现在情况是，一旦给了一个金融牌照，似乎就万年不变了。现在的难题是，很难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真的要做民营银行还是借机来圈钱。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则认为，现在的金融监管机构很尴尬，因为它无法可依，民间借贷目前还没有立法，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对的，是不作为，明明有危险。

　　一出了事情，政府要追究责任了，说你是非法集资，你是高利贷，就开始打压了，实际上就是推卸责任。这种情况不应该再延续下去，我国的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已经喊了十年，但非常遗憾到现在路子还没有走出来。放贷的条例、委托贷款的条例到现在还没有出台。

　　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走民间借贷的合法化，不要去堵，要去疏。起到带动经济发展润滑剂的作用。在相关法律没有出台的情况下，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至少应设立一些民间借贷的检测机构，监测点，要及时关注它的动态。（中国经济周刊）

　　扩展阅读

　　高利贷60年

　　1950年—1980年

　　国家全面垄断金融借贷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高利贷”等民间金融一直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经济剥削。

　　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禁止了所有的民间借贷，由国家全面垄断金融借贷，任何民间金融机构都变为非法。

　　1980年—2008年

　　地下钱庄式高利贷涌现

　　1984年9月，温州某医院职工方培林，停薪留职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随后被迫转入“地下”。

　　此后，地下钱庄、标会、抬会、合会等信贷交易组织应运而生。但这些民间“地下”金融机构，都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被罚被判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以“吴英案”尤为引人注目。2009年，吴英被控集资诈骗人民币达3.9亿元，一审被判死刑。

　　2008年至今

　　准许民间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是迄今为止民营经济唯一能够参与和控制的准金融机构。2008年银监会、央行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国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934家。但这类机构不具备吸取存款的权力，此外，在税收上无法享受与银行同等的待遇。

　　2009年6月，银监会发布《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但必须满足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的基本条件。也就是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依附于商业银行发起，没有独立经营的权利。

　　合法化的境外民间金融机构

　　香港：任何人都可以注册放债

　　中国香港地区的《放债人条例》规定：任何人经过注册都可以从事放债业务，利率、金额、借款时间和偿还方式由借放款双方自行约定，但利率不得超过规定年息上限6厘以上。

　　美国：约90%的银行是小银行

　　美国有8000家银行，其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银行，这些小银行针对不同的需求进行分工。

　　孟加拉：“地下钱庄”创办者获诺贝尔奖

　　“穷人银行”是孟加拉人穆罕默德·尤努斯1976年创立的格拉明乡村银行的别称，因为这家银行专门为贫困的孟加拉农民（尤其是女性）提供信贷业务而得名。在那里，穷人不需提供任何抵押担保就可以贷到款。尤努斯因此于200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本文综合中国经济周刊、人民日报、和讯网、新华网及中国经济网等媒体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