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广东打工有四五年了，这次过年回家之后，回来还是不回来？”在广州南方人才市场，河南打工者小蔡心中颇为纠结。“如果工资涨到3000元，我还是会留在广州，毕竟这里更自由。”小蔡一边扫瞄着一行行的招工信息，一边对南方日报记者说着心中的算盘。尽管工资从不到1000元涨到了今天的2000元，但是小蔡觉得钱更不值钱了，更重要的是，留在老家打工的同乡挣的和他一样多但花得比他少。
而在东莞沙田镇，小老板黎先生听到3000元的工资期望值直咧嘴。站在空旷的厂房中，面对着涨薪的压力黎老板对记者直吐苦水：涨薪吧，日益微薄的利润将所剩无几；不涨吧，那些提前放假回家的员工过了年能否回来更是未知数。
这个矛盾但相互依存的场景，是现今经济形势日益动荡下笼罩在珠三角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头上挥之难去的阴影。
即将过去的2011年，“招工难”与原材料、融资、利率一道成为中小企业头上的“四把刀”。2012年，这把刀会悬在头上，还是陡然落下呢？距离春节还有一个月，记者来到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用工市场和企业，实地观察年度交替之际用工市场的微妙变化。
工人向内地回流 “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仅比郑州高20元” 今年的春节来得比以往更早一些。由于经济形势不稳，一些企业已经提前放假让员工回家。
“听说县里的工业园建了很多工厂，工资也有2000多，比广州低不了多少。”小蔡所言非虚。记者了解到，郑州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080元/月，而东莞市的最低工资为1100元/月，仅仅高出20元。
不过这是一笔难算的账：留在广州好处很明显，打工的几年里，自己已经习惯了过大城市的生活，更自由、更新鲜；不过回家的理由似乎更实在，家乡的工资标准已经提了上去，广州的消费高，没有什么优势了。另外，小蔡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外漂泊显然不如在家打工更可行。
年复一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从内地来到珠三角打工，支撑了东南沿海制造业的大繁荣，人们对此似乎习以为常。然而，延续了二十余年的这一现象现在正在发生变化。
“今天，东莞两家企业分别要350人和600人。昨天，浙江一家企业要600人……”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但人称“农民工司令”的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老板张全收还是没闲下来。
记者见到他时，张全收刚从东莞赶回深圳。一边掰着指头数，他一边感叹：手下的“兵”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企业的要求。
以向珠三角成建制地输送工人而闻名全国的张全收，在他起家的深圳平湖竟然只留下了四五百人的打工队伍。而高峰的时候，张全收在平湖这个玩具业聚集的地方手下有近万把人。“现在我的工人遍布全国各地，而且主要是内地的河南、陕西、山东。因为内地的不少企业也能出得起东莞的工资，而当地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当然愿意回内地打工。”
“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帮助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招工，真是八仙过海，想尽办法。”他感叹道！今年以来，富士康等大的制造业企业内迁河南，当地用工量剧增。而为了确保招商引资顺利进行，企业和政府都在想办法把劳动力留在当地，这直接影响了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
为与对手争夺工人，全顺公司不仅在车站、火车站摆摊，如今还把业务员派到每个村庄里进行动员。
招工年龄从20放宽到40岁 “堵着门应聘的情况不见了” 汹涌的“招工难”让珠三角的制造类企业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在东莞沙田镇，记者在一家从事运动鞋原料运输和生产的企业看到，工厂已经提前停工放假。“很多鞋厂都不景气，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工厂老板黎先生告诉记者。
作为当地诸多鞋厂的配套厂商，该工厂用工100多人，大部分是司机和搬运工。因为运动鞋胶水等原料刺激性较强，老板开出的平均薪水达到2600多元，高于一般普工价格。
“这次放假，过节以后能有多少人回来，我心里还是没底。”黎先生告诉本报记者，自己半年前曾打算多招两个搬运工，但人才市场里可选的非常少，人力资源公司又对自己这样的小企业“不屑一顾”。
张全收也证实，以前是求客户，但现在全顺变得“挑剔”起来。现在公司会把那些管理费低、员工工资低的企业拒之门外。
就算是模范企业也感受到了压力。记者来到著名的小家电企业深圳艾美特电器有限公司，公司副董事长、深圳市台商协会秘书长蔡正富告诉记者，过去企业根本不用招工，门口常常堵着数百人，但现在明显不同；过去艾美特的招工年龄限定在17-20岁，现在则放宽到了40岁。
企业、打工者拉锯工资 新一轮工资标准调整正在酝酿 打工者想回家，企业招工难，焦点其实还是工资。
涨工资的思路得到了一些政府官员的认可。“现在很多劳务工在家门口就可以拿到2000块，如果深圳不高出几百块，肯定没有竞争力。”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表示。
但对企业而言，涨工资似乎成了难言之隐。黎先生向记者抱怨，工厂现在一年的利润也就是一二十万。如果最低工资提高200元，加班费和社保费也要跟着增加，每年至少多支出3万元，100人就要30多万，企业马上从盈利变成亏损！
“部分企业一听到涨工资就咧嘴”，张全收说，对于全顺而言，不接受涨工资的企业将取消合作，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已经主动上调了工资。“这是市场的选择”，他表示。
不过也有一些企业涨得起工资。蔡正富指着楼下忙碌的车间自豪地对记者说，在人力成本越来越金贵的情况下，采用先进设备代替人工成了部分消解劳动力压力的法宝。艾美特现有员工7000多人，与2007年相差无几，但产值却翻了一番，人均待遇也提高到2007年的2.3倍。
实际上，岁末年关农民工返乡之际，“涨工资”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小蔡告诉记者，不仅一起回家的老乡之间会谈论各地工资，回家之后在全国各地打工的亲戚同学也会相互比较，哪个地方的工资高，来年就会有更多人选择去那个地方打工。
实际上，珠三角各地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最低工资调整。王敏透露：深圳计划在明年1月份再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相关方案已经上报深圳市政府。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320元，根据推断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每月将超1500元。
转型升级中再发现劳动力的价值 找工难，劳动力供给是否已经进入了短缺时代？出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
记者就此咨询了广东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郑梓桢。他指出，如果“民工荒”是指人口结构意义上的劳动力不足，那么中国和广东的现实是不存在“民工荒”，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说法。
据统计，全国每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最多为900万个，而从2009至202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回落缓慢，11年间减少不到4000万，仍不足以承受不断增长和滞胀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压力。广东更甚，全国净增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开始出现负值，但广东直到2017年才出现负值苗头，整整慢了5年，且在2019年又会出现上升趋势。
但招工不只是供需数字的简单加减，而需要从总体经济形势和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分析：“有需求，但用不起”，这是不少企业面临的难题。
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如果不得到显著改善，招工将可能一直难下去，从而损害珠三角的制造业命脉。
出路何在？记者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实地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正在开始分化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部分企业正在采取提高产品利润率、采用先进设备代替人工等办法，消解劳动力供给的压力，他们依然活得很好；而一些无法转型升级的企业，正在不断增加的人工成本逼迫下，生存空间日益局促。
反面的例子俯拾皆是。在深圳平湖地区，玩具曾经繁盛一时，数家万人厂人声鼎沸。但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这些企业承受不了当地相对较高的工资待遇，不得不搬离深圳。
实际上，不少低附加值的企业也正在逃离珠三角，到内地落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需要为企业和有关劳动力的离去而感到担心。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有多少“艾美特”。上文提到，艾美特公司通过技术替代人工，在用工总数不变的情况下，扩大了生产规模，反过来也创造了提升工资待遇的空间。这正是一条通过转型升级解决招工问题的有效路径。
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市场逻辑正在确立：那些能够珍视、用好劳动力的企业将可以生存、发展、壮大，那些无视劳动力价值的企业将不得不萎缩、消亡。
市场力量推动企业对劳动力价值的再发现，这或许将成为珠三角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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