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建立国民国家

　　2013年1月9日，在梁启超《新民说》创作110周年之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新民，一个未竟的使命”主题文化沙龙。以下文字来自于主题演讲。

　　破局，什么是关键。更具体一点说的话，中国过去一百年，或者说一百二十年、一百五十年的关键是什么，当然可能有不同的 回答，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念群学长可能也同意，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建立国民国家（nation state）。昨天在北航刚好是我的“中国文明文化史”考试，我大概用一个学期，从尧舜讲到现在，讲到邓小平，这里有一个现代史的核心问题，我一直跟学生讲，就是如何建立国民国家，所以我的考试题里面出了这样一道题：中国人在过去一百年中所要干的事，如果用英文来表达是什么？大部分学生没有记住这个英文单词。当然这个词，我们通常会说叫做“民族国家”，我对这个翻译有比较大的意见。最初这个词引入中国的时候，他们都叫“国民国家”，那个词都被翻译成“国民”，包括任公也是这样谈论的。其实我们现在所讲的民族主义，也许更确切的说法叫国民主义。当然这样一个翻译的变化会导致在中文中的含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去管它。

　　何谓“周秦之变”？

　　我在给学生讲中国文明文化史课的时候，我还会强调一点，我们中国人对过去一百多年所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发生在什么时间？周秦之变的本质，就是从封建制变为国民国家，实际上中西历史的演进，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只不过时间相差得比较远。欧洲从15世纪开始以后所经历的变化，中国在战国时代经历了。周代是一个封建制，孔子这个时代封建开始崩溃，形成了战国的七雄。战国七雄所建立的制度，跟周制有本质上的区别，区别在哪里？战国的七雄大概最初从魏国开始，它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国民国家。为什么叫国民？因为他们现在是国王的民。说起来比较复杂，在封建制的时代，除了王畿的那些民，其他诸侯的民，他们都是属于某个家，或者某个诸侯，每个人有不同的君，也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有几百上千个君，每个人是从属于这个君的。礼崩乐坏，最后君不存在了，所有人统合于国王之下，形成国民。所谓国民的意思就是国王之民，在欧洲15世纪到17世纪的变化跟这个是一样的，15世纪之前的欧洲，从10世纪开始建立封建制，民同样是从属于几千上万个君，所以会有一个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所以就没有国民。也是后来随着历史的变化，形成了国民。

　　《商君书》：国民国家的完整蓝图

　　形成国民国家，马上会面临一个问题，因为国民国家跟原来的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原来的国王所统治的是小型共同体，并不直接统治那些民，现在国王要统治这么多民，是广土众民，怎么办？所以他就会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建立这一系列的制度经过很多努力，我们在这中间可以看到法家为这样一个努力提供了完整的方案，尤其是商鞅，《商君书》也许是古典中国最杰出的一本政治哲学著作，因为它讨论现代国家如何建立。当然这里我也要插一句话，在我看来，所谓古典和现代是往复循环的，我们都以为我们的历史是从蒙昧到现代，从古典到现代，是一个直线演进的过程，但是我们儒家从来不这么看历史，儒家认为历史是在循环的。所谓现代性也是在循环的。我们去看战国时代，或者秦汉之际的中国，尤其是那些人的精神状态，其实跟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甚至可能比我们更现代。这也是题外话。商君提供了建立国民国家的完整蓝图，我们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他跟梁任公最初提出的蓝图，或者跟毛泽东的蓝图，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把它概括为法家或者毛泽东的国民国家的蓝图。它是什么含义？或者说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它的基本原则就是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统治所有人，并且是直接地统治所有人。所以《商君书》里面会讲，建立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纲领是什么，是做一，把所有人抟成一个人，他用“抟”这个字，商君的目的是要把几百万人、几千万人，聚集成一个身体，秦国立国的基本精神是一国之治犹一身之治，要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单一的身体，所有人都服从一个头脑的指挥。我们看这个方案跟毛泽东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没有任何区别，而他所采取的方法跟后来20世纪很多革命者所采取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叫做弱民，治国之道首在弱民。因为民如果强国就弱，民如果弱国就强，所以治国者首要的任务是要弱民。这就是商鞅的基本原理，由此你可以理解整个秦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说它消灭社会，消灭学术，所谓焚书坑儒就是要消灭国家之外的一切政治权威，包括学术的权威，因为学术的权威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的力量，所以要消灭它。

　　在秦国你会看到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就是国家权力延伸到田间地头，延伸到女人的子宫，延伸到男人的生殖器，他会控制到每个人的生活的所有方面。当然秦始皇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意识形态，他没有提出秦始皇思想。这就是现代集权主义跟古代专制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

　　多中心治理：建立国民国家的一种思路

　　这样一个国家，它确实是一个国民国家，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人性，稍微了解一下政治的基本原理，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国家是不能够维持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里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讨论中国古典政治智慧，包括儒家思想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非常可惜，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或者说一直在提这个问题的人，他下午在，但是这会儿不在，就是吴稼祥先生，他的《公天下》是从一个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就是超大规模。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怎么治理它，它的基本原理跟治理一个城邦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用城邦的民主原则来思考中国的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治理，注定了一定会失败。如果你不考虑超大规模的问题，你去简单地搬用西方人用来思考城邦政治的那些原理，那肯定会出问题。其实秦帝国，秦王朝崩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有效地解决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单一的权力中心直接控制每个人的可行性的问题。所以在秦制崩溃以后，儒家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社会中重建秩序，由此就形成了另外一套建立国民国家的思路，这个思路说起来很复杂，这里我也没有办法展开，我只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这也是我用来描述汉武帝、董仲舒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体的一个述语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

　　一方面承认皇帝是最高的，刚才念群学长讲到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它需要一个具有某种神秘性质的政治的最高权威，作为政治认同，所以所有的儒家都会说皇帝万岁。但是，所有的儒家又都会说皇帝是笨蛋，而且他们会说皇帝应该是笨蛋。因为他们经历了秦的这么一次失败之后，他们非常深切地认识到，试图由皇帝一个人来直接统治每个人，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一个多中心的体制。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景象，那就是从汉武帝以后，大概从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现在所讲的皇权不下限，皇权虽然对所有人都拥有神秘的吸引力，都是一个崇敬的对象，但是皇权并不直接统治每个人。这就是一个新的思路。刚才我们看到法家式的思路，接下来我们看到儒家式的思路，这就是中国古人在探讨如何建立国民国家的时候尝试过的两条路。这两条路在20世纪又重演了，当然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这同样可以证明我刚才的看法，历史其实是在反复。

　　失败的道路：激进主义

　　19世纪末，中国与西方再度深入接触，中国人马上会发现自己的问题，那就是西方太强大了，一个区区的英吉利，连殖民地人口加起来还不如中国人多，但是可以打败中国，问题在哪？所有明智的士大夫都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太低，不能有效地动员资源，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富国强兵。怎么富国强兵？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大家听了这个话之后可能会觉得很熟悉，比如胡鞍钢先生，他一直都在讲这个问题。毛泽东一直要讲的也是这个问题，蒋介石也讲这个问题。梁任公写《新民说》，核心的问题同样是这个。北京的政府如何能够有效地把分散在广土众民的社会中的资源动员起来，用于实现国家的目标，其实同样是国民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只不过现在是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开放的世界中，中国人又一次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去看20世纪中国人所提出的口号，跟周秦之际、秦汉之际的口号，尤其是周秦之际的口号，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20世纪我们看到的也是两个不同的思路，我刚才已经反复讲到了一条思路，这是一条激进主义的思路，法家是一条激进主义的路线。而且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激进主义跟秦始皇的激进主义没有区别，比如他们都会致力于消灭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那些社会组织，因为他们认为当然任公不一样有很多人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组织，比如说宗族，会妨碍人们对于国家的效忠，人们只会把自己的资源交给宗族，而不愿意交给国家。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去消灭这些宗族，让几亿人都直接把自己奉献给这个国家。

　　另外一条道路：保守主义

　　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之外还存在另外一条思路，我把它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思路。当然任公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虽然他时不时会有激进的冲动，但是他在康有为的耳提面命之下，在黄遵宪劝导之下，他总是能很快回来。其实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传统，在激进主义传统之外存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与政治传统。我在法律出版社出的《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里面，对传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描述。这样一个传统中的人物，我大概罗列了一下，其实很多，从曾文正开始，又分化出几支，第一个是官僚，像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第二支是康梁张这一系，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这一系保持了思想和政治上的连续性，尤其是张君劢先生，他其实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1945年政协会议上中华民国宪法就是由他起草的。当然还有一个分支，那就是孙和蒋，孙先生和蒋先生，他们都共同构成保守主义的比较广泛的谱系中的人物。当然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比如说革命党和保皇党之争，如果我们把他们和后来出现的激进主义进行对比，他们的共同点会大于他们的分歧。有什么共同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任公的《新民说》中会看到，一个调和新旧的努力，我们确实需要公德，当时主要指的是国家意识，一个民对现代国家的认同，这是一个公德。但任公绝没有说因为要有这个公德所以就把私德消灭，他没有这么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孙中山先生对宗族的看法，我们都知道毛为了建立一个他所理想的国民国家，他致力于消灭宗族，但孙中山先生的看法跟毛的看法正好相反，孙先生说，其实宗族就是公民社会，宗族就是让那些就其性质而言只过私人生活的农民过上公共生活，只不过他所说的这个公共生活的层次比较有限，他只是在这个基层社会。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事情是提升他的公共生活的层次，把他从宗族提高到县，提高到省，最后提高到全国。所以孙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看法，其实宗族社会是我们中国要建立一个国民国家的非常好的基础，它不是包袱，它是我们的资产，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基础，把人民的公共生活的层次提高上去。我觉得这就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是什么？保守主义并不是说不变，而是在保护、维持既有的制度和理念的基础上来改进提升它，用徐复观先生说的叫“新生转进”。

　　这样的一个保守主义的思路，其实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正宗。我刚才列举了那么多人，我们回头来看一下，中国的现代史主要是由那些人物塑造的，后来的激进主义，在某种意义来说其实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歧出，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我们很幸运，我们也很悲哀，我们能够看到这两条路线的结果，一个是在台湾，一个是在大陆。保守主义一路延续，它现在仅存于台湾；我们现在在享受激进主义的成就。最近这些年，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去过台湾，可能台湾给我们大陆人，尤其是大陆的读书人，尤其是大陆的相信反传统的自由主义的读书人，会上很好的一课，那就是说，保守主义才能救中国。

　　文明：“立宪”之外的另一个关键

　　我们回到当下，中国的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也仍然是建立这个国民国家。中国的现代史还没有完成，我们仍然处在现代史的过程中，仍然是要建立这个国民国家，只不过在我看来，也许我们现在建立国民国家所面临的难度比任公那个时候更大。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会说，首先是立宪，立宪难度也许更大。因为一个皇上可能可以立宪，一个皇上也可能接受宪政的，但是一个组织能不能接受宪政，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关键。我们在座所有人都会同意，立宪是我们的一个关键。我跟有些朋友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文明。一个国民国家，它究竟是靠什么样的机制把这些国民凝聚到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愿意共同生活，并且能够有效的解决公共品的生产和分配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当然会选择儒家式的近路，那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比秦始皇时代规模大十几倍的共同体中，我们不应该再去设想用一个单一的国家权力来统治所有的人。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建立一个多中心的治理秩序，让人们又可以效忠于不同层次的公共共同体。现在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些多中心的主体如何建立，也就是说社会层面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如何建立，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政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因为能够有效运转的基层社会的那些组织，它基本上都是靠信念和感情维系的。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共同生活的感情？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共同生活的勇气？这些问题都不是立宪本身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另外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人心。但是人心如何被唤醒，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我想儒家能够唤醒人心。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面临两个关键，一个关键是宪政，另外一个关键是文明。而中国文明的本质就是儒家。我们谈到这个文明，我刚才说我们的立宪面临的难度会比以前大，同样在文明的纬度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也比以前大，因为我们已经对它进行过不说一百年，至少曾经进行过三十年的彻底地摧毁。所以我们现在谈论文明，其实更多的只是展示我们的一个想象，展示我们的一个愿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工作是复兴，要重建它。能不能重建成功，我自己当然充满信心，因为我就是为此而生的。当然这里就会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我不去讲它。谈到这个问题，我可以回应一下今天下午他们说我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念群学长说到的，我自己是在努力的要去践行。我其实是伪装成学者，混迹于学界，但我自己的志向，更多的是实践，只不过到哪去实践我还不知道，现在到处的乱撞，撞到哪是哪。

　　回到我们的正题。我们要破局，在这两个方面都要破局，仅仅有一个方面是不够的。

　　秋风

　　著名儒者，实名姚中秋，笔名秋风，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目前致力于研究儒家义理、中国治理秩序史。译著十余种，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二卷，《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中国变革之道》。另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出版《政府的本分》、《寻找中道当自由遭遇传统》等时评集。

　　作者：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