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我做工作不是为了升官

　　陈小鲁的中国梦：一个人人坚持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社会

　　中国走向平等，应该保护人的权益，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就要坚持我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

　　我们这么小的公司，还要接待这领导那领导。土地要批，物价问题也要批。这些东西在国外都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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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应做的事情，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么赞扬，我一做就得到赞扬，并不是因为我怎么好，是因为我的父亲。

　　陈小鲁的家在东城区一处巷子的深处，初冬的北京尚未换上萧瑟。胡同之外，是如织的游客、拥挤的小吃摊，还有印满了毛主席像与雷锋画像的流行T恤；而在胡同尽头，青砖铁门的旧宅里，摆满了木雕、绘画与书籍，67岁的陈小鲁在其中回忆着往昔：“很多迷雾仍要解开。”

　　他是陈毅之子。许多年来，作为背负父辈盛名的“红二代”，陈小鲁始终远离喧嚣。如今他却主动站在了历史的聚光灯前：2013年10月，他组织了一场同学会，并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

　　67岁的陈小鲁总会想起父亲告诉他的两句话：一句是“别有优越感”，另一句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父亲有很大的功劳，但他认为这些都是战士拿鲜血堆出来的。”陈小鲁将其视为告诫，“‘文革’也一样，不反思，那些血就白流了。”

　　昔日八中那个年轻的学生领袖，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了。镜头前，陈小鲁陷入往昔回忆：“很多时候，我随波逐流。但我还是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没有随风倒。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文革”时，反思就开始了

　　南方周末：今年，你带头为“文革”批斗老师的行为公开道歉。你是否曾想过，为什么当时一群孩子要如此凶狠地打他们的老师？

　　陈小鲁：1966年我们在学校，突然间团组织没有了，老师没有了，校领导没有了，父母没工夫管你了。你被放在一个绝对自由的环境里，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成为一个战斗的人，可以成为一个红卫兵，可以随意批判校领导，你对什么不满意，写稿子送到印刷厂免费帮你印。

　　我们年轻人崇拜毛主席，响应毛主席号召。谁是阶级斗争对象？老师和校领导。学生和老师、校长之间一般就有矛盾，矛盾激化后，我们得到宣泄的机会，没人管，可以随便批。“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北京先搞起来的。北京八中、女附中、四中……利用青年的热情，第一波冲击是中学，第二波在大学，然后慢慢扩散。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开始思考“文革”？

　　陈小鲁：《人民日报》之前的社论说：“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肤”，但是后来我们八中的书记自杀了。受虐待，忍受不了自杀的。他死了之后，脖子拴着线，吊在那里。我们把他火化了，还要在全校讲这是自绝于人民。这个事儿让我思考，中国话怎么说？人命关天。

　　南方周末：这个思考带来什么转变吗？

　　陈小鲁：我们后来成立西城纠察队，就是不满意当时红卫兵的暴力行为，要制止教育。你想想新中国成立64年以来，什么时候允许老百姓自己成立组织？我们实际只是个纠察内部的组织，不是造反的。一开始，是到北京车站负责维护秩序。后来跟造反派发生冲突，变成了运动的泛滥，结果就是天下大乱。再后来，总理把我送到部队去了，隔离起来，保护监督。

　　南方周末：作为红二代，你被保护起来了。

　　陈小鲁：总理这个安排是非常巧妙和智慧的，大家都满意。我在部队可以发展提干，对父亲和我，都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到了39军后，我也没改名字，大家很快就知道了。很快我就成了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职干部。

　　但是，形势很快又变了：1975年兴起了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我所在的团又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我是政治部主任，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一个青年干部，你不做也不行，违心的话必须得说。

　　“文化大革命”我们全情投入，我从一个冲动的造反学生，到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真是为了革命、国家。但到批邓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我给岳父写了信：“道不同，不与为谋”，申请了调动。我不会因为名利或者迷信毛主席而跟风批邓——这表明我的一个转折，这是我“文化革命”中最大的收获。

　　当了头、造了反，就得负起这个责任

　　南方周末：你不希望再像过去那样？

　　陈小鲁：批邓结束后，“四人帮”一粉碎，我就下了决心：我这辈子不再说违心的话了。当时觉得“四人帮”粉碎之后，就搬掉了中国发展的一个大石头，中国走向平等，应该保护人的权益，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就要坚持我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

　　南方周末：所以，多年来你一直在为“文革”道歉？

　　陈小鲁：1988年，我们成立同学会，就是为了解决同学之间的一些隔阂；两年后成立“奖教基金”，补贴母校教师的生活，也是对被批斗的老师有一份愧疚。

　　政治运动给我们的人生打下一个烙印。过去，私下里也有很多同学道歉。你去反思的话，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你不去反思的话，那么重大的损失就白费了。不能说“文化革命”人人有罪，我们当时1000个人，是不是人人都造反了？不是。是不是人人都当头了呢？也不是。我当了头、造了反，我就得负起这个责任。

　　“文化革命”从来离我们不远，我经常引用的是砸日系车主的事情。我们正在整理一部北京八中“文革”大事记。希望把这段历史留下来。八中有辉煌一页也有黑暗一页。我们既不能忘记辉煌，也不能忘记黑暗。

　　南方周末：“文革”后你去了海外工作，这段经历给你带来什么？

　　陈小鲁：1976年我调入总参二部后，当然是参加学习，从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1981年我去了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主要工作是研究英国的军事情况，当时我们的政策还是联美反苏嘛。

　　到英国前，我从书本上唯一了解的是“伦敦雾”。结果下了飞机，蓝天白云，草是绿的，还很暖和。那时我才知道：我们的宣传过时了。

　　英国的国防部长坐地铁上班，他们的25号高速公路就差几公里连不上，因为一个老头不肯让房子被拆掉。报纸上刊登着他的照片，端着猎枪，谁来跟谁拼命的样子。那时我很感慨，他不卖他的土地，国家保护，强征不了，不像我们。

　　南方周末：但4年后你就选择回国了。

　　陈小鲁：我在英国待了四年半，回到中国却发觉自己落伍了。国家的变化也非常快，三中全会也开了，改革开放的口号也出来了，中国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我记得1983年放假去温州玩，很惊奇那里有了夜市、小摊，小市场半夜都做着生意。

　　“文革”我在部队时，那里的农民干了一年还欠大队三毛五毛钱；到了1980年代，农民就有钱了。改革开放的势头这么猛。那时农村搞承包制，工厂也要承包，我回来发现听不懂，很多人说我落伍，语言还是五年前的语言。我就想不能差太远了，1985年就回国了。

　　改革不会停

　　南方周末：你后来怎么去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的？

　　陈小鲁：当时有同学推荐，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大事，欣然领命。1986年，我就到了中央政改研讨小组。1987年10月，研讨小组变为研究室，成了中央一个正式的部级机构。

　　南方周末：研究室里你负责什么？有留下什么记忆吗？

　　陈小鲁：看到了中央的运作过程。成果就是形成了十三大报告。研究室本身内部是很民主的，什么话都可以讲，用不着看领导眼色行事。我在研究员里算最大了。其他研究员都比我年轻，思想都敏锐。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领导就讲：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我们探讨嘛。

　　那时候关于司法改革的东西，都请像江平这样的权威，他们讲很多，我们做记录，我也懂了许多东西，政治的，法律的。比如公检法联合办案，直到现在还要改这个东西。

　　后来我还做工会研究。现在没人为劳动者讲话，才会有“黑砖窑事件”。我们那时调研就有这个端倪了，很多工人说，你们这个工会，不能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现在越来越明显，不能老是“御用工会”，不能光收会费、看电影就完了。

　　我们还研究了“危机处理”，对当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主要是1988年，物价飞涨，经济不稳，社会也比较动荡。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这样，我们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

　　不过可惜，还没调查完呢，到了1990年代，研究室就撤销了。那一阶段的改革尝试也画上了句号。

　　南方周末：现在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处于改革漩涡中心的政改研究室、农研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你怎么评价身处其中的那批人，包括自己？

　　陈小鲁：经历了“文革”，从十年动乱里走出来的人，他们对体制的弊端有认识，也有热情迫切地想去改革，在单位是改革先锋和闯将。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至于说他们有没有什么错误和问题，当然有，一群年轻人一腔热血。

　　我做这些工作不是为了升官。有一次，杨尚昆问我，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我当时说我没想法，我的字典里没有升官这个词。我自认为，1980年代末，我还是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没有随风倒。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南方周末：后来为什么选择了脱离体制？

　　陈小鲁：1992年，我提出了转业，离开39军，不是因为在那儿升不了官，如果我在那儿待着，我很快可以提起来。但没办法，我不是这块料。我也不想从政了，有选择让我去证监会，我不去。

　　我先去了美国讲学，美国的一所大学邀请我做冷战史研究，我去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同一年，我还去了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讲了一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我也会和这些国外学者聊起中国。我说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神一样的领袖，需要的是持常人见解的领袖，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恩格斯说的。否则他不懂得民间疾苦。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他们说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他们也会问中国的前途。他们比较悲观，我却认为改革不会停的。我想起还在研究室时，办公室就弥漫着悲观，他们都比我有学问，我这个人读书第一不太用功，第二也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我只有直觉，直觉是在生活中形成的。

　　我们想要一个正常的社会

　　南方周末：所以后来你还是回国了？

　　陈小鲁：对，我回到中国，而且还得找点活干啊。养家还得糊口。我目标也没有太高，够吃喝活得下来就行了。所以我选择了下海。

　　我这个下海了就一去不复返了。不下海我没有路可以走，我不愿意到国家机关，又不愿意到事业单位。你没有别的地方去。不想在体制内，只能到体制外，只能是自己打拼。

　　南方周末：一个“红二代”下海经商，会有阻力吗？

　　陈小鲁：肯定有过，有些老太太看了不干了，给领导打电话，说怎么搞得陈毅的儿子下海了。我说老太太老脑筋，我就是想下海呗。你就这么说，小鲁爱冒险，下海要是搞得不好，给个救生圈，回来就行了。

　　1993年我就到海南去了。海南要开发亚龙湾，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做了总经理。难度比较大，后来搞宏观调控嘛，贷不到款，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1993年成立了标准国际，开始做投资咨询这一块。主要的工作，就是支持国企在海外上市。从国外的资本市场上筹钱。

　　这是我们所长。我们有些关系。当时一些国企对走向世界根本没概念，他对国外投行也不是很信任，需要顾问做个客观评估。我们也做很多公关的工作，政府公关。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我出面找到了计委副主任，找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等等。我们做得还是比较好。毕竟老爷子在那里摆着，不支持你也不会敲诈你。人说我们发财了，其实我们五六个人，干了两年，就挣了60万元人民币。

　　南方周末：实际上，即使经商，你还是很难远离体制。

　　陈小鲁：有个朋友是香港的，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十几年他只见过官员一次，就是在上市那天，官员来宣读上市公司的规定。我们这么小的公司，还要接待这领导那领导。做项目当然要跟政府打交道。土地要批，物价问题也要批。这些东西在国外都是很少见的。

　　我真想做生意应对客户就完了，交税就完了。我们想要一个正常的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的确也不好。我觉得挺没意思的。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不适应。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太不一样了。我有点理想主义化。

　　1997年，我身体不好，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现在比较超脱了。

　　南方周末：你似乎是个非典型“红二代”，更愿意从批评的角度去看问题。

　　陈小鲁：其实都有批评，对现实都有不满，但可能很多人会有些顾虑，他们很多人是吃皇粮的，我是不吃皇粮的。他们有的说，你这么高调，没有人找你谈话吗？我说谁找我谈，我是纳税人，我供养你们。

　　南方周末：道歉后你又站在了聚光灯下，能适应现在的生活吗？

　　陈小鲁：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做的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应做的事情，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么赞扬，我一做就得到赞扬，并不是因为我怎么好，是因为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