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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把“经济学家”一锅烩是不对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流派，他们的价值取向与政治主张（或叫“制度设计”、“路径选择”也行），也很可能大相迳庭。但是，为了言说方便，姑且这么笼统地称呼吧。要精确，则本文专指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若极而言之，不妨承认，我就是认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就像不论元帅们将军们的军事方略如何、个人性格如何，对于开战还是媾和，都必须交由文官或国会去决定。
我写这篇文章是有感于在郎咸平挑起的国企产权改革大争论中，一些主流经济家的基本观点一如既往（所谓“既往”指上世纪90年代由《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引发的争论；张曙光、盛洪、樊纲等经济学家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占压倒性优势，学术界名望上能与他们匹敌的人，只有历史学家秦晖站出来反驳他们；关于这场争论略见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精神档案：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家备忘录》），甚至在执政党已采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等口号的今天，这些经济学家仍然坚持所谓的“效率优先”思路，反对在完善法制与规则、经由“公共选择”的条件下搞国企产权改革的观点，而主张坚持暗箱操作中的“买卖双方”交易，听任国有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
还说具体一点，我写这篇文章的冲动来自阅读了经济学博士朱恒鹏的宏论《国企要民营化，但不是俄罗斯式的-----兼与郎咸平先生商榷》。粗看该文三大段的标题：“民营化是国企改革目标之一”、“关键是找到最佳民营化模式”、“民营化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我都很赞成。但细读全文，只有第三部分是我无多大保留而认同的。他的这段话说得非常好：“民营化的方式决定了民营化的效率。方式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资产的价值部分取决于资产的获得方式及这种获得方式被社会观念所认可的程度。如果它是通过公有资产私有化的方式获得的，而这种私有化方式又被普遍认为不合理，那么不管是在法治社会还是在非法治社会，它都可能被国家没收进行再分配，从而其价值大大下降。那些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财产的人预期到这一点，可能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资本外逃，严重的会导致经济停滞。二是导致反法治化，导致权贵资产阶级对政府的俘获，导致资本权力化，权力资本化。”
这位经济学界的新人，显然不再信奉张维迎上个世纪末所鼓吹（至今也未见修正）的“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他大概也不好意思说是最优选择吧）的理论。一来严酷的贫富两极分化现实（如《新华每日电讯》报9月6日报道的《大学生：有钱的享受没钱的难受 校园贫富差距加剧，易使贫困生产生极端心理并带入社会》），使他认识到严重的不公正不公平可能导致要求“推倒重来”的社会后果；二则他承认了靠权力抢钱或权钱交易暴富者，不会洗心革面、改邪归正走平等竞争的市场化道路，他们靠权力尝到了甜头，有“路径依赖”，会反对社会法治化，使国民经济没法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但朱博士说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缺乏社会共识，这并非事实。在这一点上赞美国企体制，主张大政府主义的郎咸平真的是“外来户”。不要说像秦晖这样经济学界以外的知识分子，早就说过，不是“要不要分家”，而是“如何分家”的问题，社会公众如今强烈反对的也只是“大家长独占家产”，“掌勺人私吞大锅饭”，并不是反对产权改革本身。就像农民当前维护土地所有权，反对强征强占，并不意味他们拥护人民公社制度一样，国企员工最痛恨的只是将他们排除在外，不顾他们的死活，让厂长经理们瓜分了本来属于公有的财产。事实上，地方政府官员强力推行“改制”，置身其中的工人群众即便想反对也是白搭，吁告无门的他们早已屈从了“改制”的现实，只是要求改得合理些。
因此， 我看了朱文的第一部分非常愤慨。他讲产权明晰的必要性，不承认郎咸平关于国企产权本来明晰的说法，认为“国家”是一个比“全民”还虚的东西，若不讲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那就要承认国有资产所有者虚置，这都很对；但他说，“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什么问题？它的问题是承担选拔和监督约束职能的人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尽管他拥有国企的最终控制权却没有收益权。效率最大化要求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安排应该匹配，这是企业理论的定论。……”说来说去，似是而非，说的都只是国企管理层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在他心目中完全没有国企的普通工人和职员，更没有国企之外的广大公民。难道国企官员的选拔与监督，天然就与国企普通员工无关，更与广大公民比如我们新闻记者无关？我们这个国家不是还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我们的宪法上不是写着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之类的话吗？我们的国家不是有公司法、工会法吗？执政党新文件不是在讲“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吗？即使这些都像国企所有权一样是“虚置”的，我们就该干脆默认现实，不仅不去循名责实，而且自觉配合到连提及它们都认定是多余的吗？搬来一大堆西方的“企业理论”，为什么连人家平衡劳资关系的制度提都不提？如果依法让职工大会真正发挥作用，让员工行使起码的知情权、监督权，极少数人联手瓜分国有资产的案件就会大大减少，至少不会现在这么猖獗这么顺手吧？回避所有这些问题，只知有官不知有民，是什么人的“经济学家”？
然而看了第二部分，我对朱博士有了许多理解。他说：“秦晖教授的改革主张是‘在起点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为了做到这一点，秦晖认为中国首先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上实现民主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民营化。对秦教授的这一主张，没有经济学家会反对。但是深受现代经济学理念熏陶的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对任何没有现实可行性的政策主张都缺乏兴趣。基本没有经济学家相信秦教授主张的现实中能够实施。……”原来有如此隐衷！这使我想起樊纲在《“不道德”的经济学》一文中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十分谦虚的：它不打算改变‘人性’，而只满足把现存的‘人性’接受下来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不企图改变“人性”当然极好，秦晖也一再撰文反对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强加于人。然而，也不打算改变社会现存的制度吗？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要改变的产权制度，难道不是既属经济的也属政治的更属社会的制度？他们遵守的信条，据说是“经济学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由别人给定的，由别的学科给定的，或者就是由社会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见樊纲上文） 这就是朱博士们自谓“欲说还休”的真正原因：他们是在政府官员与国企官员们联合给定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中讲话，而且根本不打算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和走向！他们为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服务，为这些人的利益最大化出谋划策，所以“面对郎先生的诘问，国内经济学界暂时失语”了（朱博士文）。
让我们抛弃诛心之论，相信朱博士们这般立说真是“深受现代经济学理念熏陶”的结果。那么，这些经济学家也太“现实”了太“务实”太功利主义了吧！不去努力，想都不敢想，怎么知道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公共选择”、民主监督、民主参与都没有“现实可行性”？如果经济学（家）如此因循苟且，如此怯懦驯良，那就连幕僚的品格也没有，说它（他们）是曲学阿世还是轻的，简直就是为虎（吞噬公产的腐败之虎）作伥。
所以，我说幸好这个社会不是由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们说了算！还有哲学家、伦理学家，要思考人间道义问题；还有政治学家，要思考公众情绪、执政基础与合法性问题；还有社会学家，要思考各阶层的和谐共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回避不了社会正义问题。
最近由北大教授丁元竹领衔的98名学者提供了一个《聚焦转型期中国与社会安全》的专题报告。报告说：“腐败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而“让更多人参与政府决策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见《中国青年报》9月3日）在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这两条结论都是适用的，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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