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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周报2005年2月1日报道)日前,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对“中产阶层”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数字化标准: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之间。按照这个标准推算,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为45%。尽管国家统计局称这个数据未正式公布,但可以预料,这个标准肯定会引起争议。
中产究竟是什么?在物化的指标和社会意义的评价之间,不同的视角甚至可以得出差异相当大的结论,在社会学者和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中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经济状态,或者说,起码不只是一种经济状态。地位声望、教养职业、经济收入、社会交往,这些统统都是不能回避的指标。如果过分关注收入,关注的中心实质上会发生改变。而“中产阶层”“本质核心”问题被忽略,无疑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中产阶层本身的发展壮大。因为不论从什么角度看“中产阶层”,有一点是毫无疑义,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同时也是被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的,那就是:在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业已形成而且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时候,这个社会将是最稳定和谐的社会。而“中产阶层”的“核心价值”被忽略或者误读,无疑使我们失去向“中产社会”迈进的方向。
一般人眼里的中产阶层就是指职业和收入稳定、思想相对保守,认同渐进妥协的进步方式。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惟一不变的是中产阶层积极稳妥地参与社会变革的事实不变。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中,收入并不能成为被强调的起点。吕大乐界定中的香港中产阶层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升”,而这样的一个群体,对于香港社会而言,“实实在在参与建立了一个开放社会与其相关的价值和文化规范”。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中,吕大乐认为,香港的中产阶层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25%,这个群体并非是家财万贯生计无忧,事实上,本来一直在相对安逸的就业环境里工作与生活的中产阶层,现在也逐渐被卷入裁员、失业的漩涡。与此同时,稳定的工作环境、长期雇佣的安排及阶梯式内部晋升的制度亦随之而改变。吕大乐甚至还认为,即便是被称作有着庞大稳定的中产阶层的美国,按照他们的评价标准,中产阶层的比例也不过是30%到40%之间。而在“中产阶层”的发明人、美国人伯恩施坦那里,它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的概念。
因此,在中国这个时代,与其说“中产阶层”,不如说“中间阶层”更合适。按照“中产阶层”的数字概念特别是经济概念,很多小企业主、政府工作人员都应该被归入中产阶层,但许多大中学教师却归不到这个行列,因为他们的收入低。但严格来说,后者更应该被归入,因为他们对社会和平变革的积极参与,力度往往是非常巨大的。而对于当下中国的许多企业主、小企业主以及政府官员来说,是否归入中产阶层,更应该看他们的精神状态。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敢于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也敢于维护他人的合法利益,是一个基本要求。对于这两类人,我比较赞成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红酒业的老板香港通恒集团总裁武克钢先生的观点,在他们中间目前还没有形成富有生命力的“中产阶层”。因为对于真正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一要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哪怕失业也很快能找到新的待遇相当的工作),二要有比较自由而灵活的职业状态,最关键的在于第三,要有健康的人格,知行合一,成为持续不断引领、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 责任编辑:魏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