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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北京、天津、河北等十个省市启动的绿色ＧＤＰ试点工作，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郑京平做客新华网时说：“绿色ＧＤＰ这个概念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诸实践又是非常困难的”。笔者不由猜测，郑司长“非常困难”的判断其依据究竟是些什么呢？
食品安全控制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不仅要建立食品生产、加工各环节完善的质量标准，而且要管住执行标准的人以及从事生产加工的人，更要管住对执行标准的人、生产加工的人握有人事权、利益处置权的人，假如这些人（例如老板、承包者）为了超额利润铤而走险，其他相关的人即使有良心，往往也奈何不得。相比之下，实行绿色ＧＤＰ也许更困难，因为它比食品安全所涉及面更大，涉及的因素更复杂。尤其是，它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体制”，且体制性困难会远远大于技术性困难和操作性困难。由此生发一种想法：即使“绿色ＧＤＰ”真的实现了，今后也不宜再作为政绩考核的核心。
追求“绿色ＧＤＰ”，和不惜环境、秩序、公平等代价盲目追求ＧＤＰ数字增长，表达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所谓“价值取向”，当然必须依托某个特定的行为主体。不必讳言，目前的各级地方政府，就是一个追求非绿色ＧＤＰ的庞大的行为主体系统。也许正因为此，绿色ＧＤＰ试点才显得如此具有针对性并如此受到世人的关注。
谁都知道，地方政府之所以普遍追求非绿色的ＧＤＰ，是由当前的政绩考核方式所决定的。可以预料，在这种考核方式不变的体制背景下，即使中央政府以及统计部门真心实意地追求“绿色”，但并不能构成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一个完整的行为主体系统，很多监控性、操作性的事，还是要纳入到现有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之中。由此，两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摩擦。假如今后认定了那位跳楼自杀的统计局长确系与之有关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是这种碰撞、摩擦的牺牲品的代表。而且可以认为，假如把追求非绿色ＧＤＰ和追求绿色ＧＤＰ看成是对垒的两种力量，那么，前者肯定远远大于后者，甚至会淹没后者。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绿色ＧＤＰ渐渐成为一种名义、一种摆设，一种新的“政绩工程”。
笔者个人认为：ＧＤＰ增长仅仅是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统计指标，而经济发展状况则是市场运作的一种客观结果。具体说，是“市场主体”素质、秩序、市场效率、利益分配、资源状况、政治以及文化影响、国际市场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发展主要靠的是内在动力，或者说是一种“自动”的发展，原动力主要来自“市场主体”自身，他们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就必须发展，无数个“市场主体”的发展便构成整个经济的发展。来自“市场主体”的这种动力来得最为自然，也最能持续。诚然，经济发展也需要外力“推动”，但这种推动力的着力点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对“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状态的推动，一是通过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而形成的推动。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某些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对经济发展形成的强大的推动力。而以往的事实并非这样，为了把ＧＤＰ搞上去，不少地方政府已不满足于为企业搞好服务和改善环境，而是直接“赤膊上阵”，自己俨然成了地方ＧＤＰ的直接生产者，就象一个对比赛成绩心急如焚的裁判员，不顾一切地冲进场内打起球来。
无论是绿色的还是非绿色的，ＧＤＰ被当成地方政府以及官员政绩考核的核心，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分工的错位和角色定位的紊乱。记得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说过，政府存在的意义主要是为社会“生产”安全和秩序。根据若干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严重的环境破坏的严峻现实，政绩考核的核心理应转变，即从过去对ＧＤＰ的直接考核，转变到对制造ＧＤＰ“行为主体”（企业、商家）状态的考核以及对环境、秩序、公平的考核，同时还包括对公共产品供应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的考核。其实，取消ＧＤＰ考核并非没有先例，例如湖州市取消了对县区的ＧＤＰ考核。面对群众长期诟病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统计造假、“数字出干部”等一系列的政治性、体制性弊端，下决心取消将ＧＤＰ作为政绩考核核心的老办法，也许是“釜底抽薪”的最好办法。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