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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到城市里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富裕农民，必先减少农民，要大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在“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在热议“三农”时都表达过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之一(综合3月6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的消息)。
转移农村劳动力，既可增加农民收入，又可提高农民素质，还能解决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有可能实行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经营，农产品成本会大大降低，可谓一举多得。笔者长期关注“三农”问题，采访过近千个乡村，也赞同这些观点。然而，有些地方把转移农村劳动力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途径，“农民进城”成了农民增收的惟一办法和官员的最大政绩。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城市，当城市发展及其相关产业跟不上“农民进城”的步伐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南美国家的人均GDP刚跨过1000美元关口，他们为推动经济快速起飞，普遍实施了减少农民战略，把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把耕地留给少数农户。这样做确实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南美也一举成为世界上农业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但是，当大量“无土地、无保障、无固定岗位、无一技之长”的农民成为新市民后，新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政府为承担他们的养老、卫生、社会保障等费用精疲力竭，城市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治安混乱，国家陷入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就是常被专家学者提及的“拉美陷阱”。
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令人深思。中国当前有些情形和“拉美陷阱”出现前有类似的地方，而我们的“三农”问题远比南美国家当时的情况复杂得多，解决起来难度也大得多。中国的农民数量惊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要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及相对滞后的第三产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极为有限。同时，城内还有大量下岗职工。这些问题都非常现实地摆在那里。如果我们过于依赖农民进城来解决三农问题，谁敢说不会掉入“拉美陷阱”？
提及“拉美陷阱”，并不是反对转移农村劳动力政策，而是希望地方官员、有关部门和专家，在实施这一政策时保持清醒头脑，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把方案考虑得周全一点，把相关政策落实得扎实一些。例如，如何在深层次上打破城乡壁垒、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上做足文章，如何解决“大城市贡献相对不大、中城市经济相对不活、小城市实力相对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问题，如何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如何提高农业效能等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整体谋划，全方位、多层面地扶持“三农”。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