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二元化目标的协调机制分析

　　农村金融长期存在着“虹吸现象”，部分农村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流入高收益行业。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政策要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加大扶持“三农”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商业化目标又驱动农村资金流向相反，导致“三农”问题依然严峻。

　　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管理视角

　　对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而言，在服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就是要协调好二元化目标，在“扶持三农”和“商业化运作”中寻找一个均衡点，承担起实现社会效益、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协调二元化目标，不仅需要培育与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更需妥善处理好二元化目标的关系，确保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服务“三农”为主要价值取向，更好地扶持弱势群体（农民）、弱势产业（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地区（农村）。

　　在农村合作金融服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涉及到股东、政府、员工、社区等多个利益相关者，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多种利益需求，如股东要求企业稳定发展和高投资回报；高管人员要求有与其付出相适应的薪酬、社会地位和人力资本回报；员工要求有稳定的收入、良好的晋升机会和工作条件；债权人要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能长期生存发展；客户要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服务好、产品价格低；政府（社区）要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及时足额缴纳赋税、扶持“三农”的发展，为本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社区的经济状况，等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本质上就是一个平衡的过程，是二元化目标平衡发展的关键点。如果利益不平衡，如投资者所得到的回报太少或回报唾手可得，则可能出现“要么制定的决策过于草率，造成浪费，要么不做长远打算”的问题。因此，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需要通过运用一系列的手段和方式来协调和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

　　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系列激励、保障、争议解决过程的安排，它的运行机制被用来规定公司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利益关系，实现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相互制衡。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借助公司治理制度的创新，整合内外部资源，协调所面对的多个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进而建立一个解决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机制不是“股东利益的实现机制”，也不是“股东大会、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制衡机制”，而是源自于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目标、本质的理解，也源自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种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及其实现方式、实现程度认识的差异。因此，在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目标理解成“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有效地创造财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本质理解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联结”。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建设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落实到具体行动，指的是达到“不损害一些人就不能进一步改善任何人”的状态，就是在任何经济活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需要通过帕累托改进在某种经济境况下以适当的安排或经济活动交换，至少能提高部分利益相关者的福利（或满足）程度而不会降低所有其他人的福利（或满足）程度，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只是有的方式十分为利益相关者所看重，而有的方式几乎完全被利益相关者所忽视；有的方式效果明显，而有的方式成效不大；有的方式会对服务“三农”的绩效产生影响，有的方式会对企业商业化运作的绩效产生影响。实践中，某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其公司治理安排中运用方式时并不得当，没有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充分考虑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使得部分利益相关者利益得到非常充分的满足，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则被忽略，并由此而引发利益冲突。当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解决这些冲突而进行的协调工作难以达成一致时，则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必然出现承担的社会责任难以完成、承担的二元化目标难以协调发展的局面。

　　二、建设以和谐为本的协调机制

　　从本质上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协调利益相关者是实现自身和谐发展的要求，进而实现新农村建设和谐发展目标的要求。这需要充分调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各项职能、投入全部资源，将所有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并形成有机秩序的整体提高二元化目标的和谐度。笔者认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协调二元化目标的运行机制应主要由利他文化、共同治理模式、绿色评价体系三个部分组成。

　　（一）建设利他文化，培育以利他主义为基础的企业精髓。借用经济学关于“利他主义”的解释，就是形成以团结、协作、奉献的利他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在内部，形成员工之间的和谐工作关系；在外部，推动企业与所在区域的和谐发展。提倡以惠及他人为核心理念的互惠互利行为，形成互惠为基础的文化，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能够有效抑制团体中的背叛、逃避责任和搭便车行为，更是希望能不依靠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惩罚措施去约束员工的行为，去限制股东的行为，以此提高团体成员的福利水平。

　　利他文化能够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效率水平的提高。在农村合作金融和谐发展进程中，人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农村合作金融兼具“利己”与“利他”两种秉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现和谐发展涉及到的行为人同样包括具有利他倾向的股东、管理层、职工。就是要在股东、职工、管理层中牢固树立利他理念，通过利他行为调整利益分配，在股东、管理层、员工中形成新的利益分配理念，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达到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与公正。

　　利他精神是儒家思想的再现。通过吸取儒家伦理思想之精华，结合农村合作金融自身特点，创建符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在内部能够提高其自身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在市场上可以赢得服务区域内的信赖和赞誉。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思想，以利他精神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利他文化是农村合作金融与全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宏观思维，体现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社会整体性。

　　（二）建设共同治理模式。共同治理模式的核心就是通过企业内的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同时又依靠互相监督机制来制衡各产权主体的行为，通过适当的投票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来稳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并达到产权主体行为统一于企业的适应能力提高这一共同目标之上。

　　为实现二元化目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时必须要满足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并达到平衡。共同治理模式是实现这一平衡的运行机制，是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二元化目标和谐度的保障。通过共同治理模式，体现出激励与约束的多元导向，将农户、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纳入到决策群体中，既突破了股东至上、资本雇佣劳动的单边契约治理逻辑，又反映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一个作为各个参与者共同创造价值的契约联结体。在共同治理模式下，通过企业所有权在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元配置，激励各个契约主体参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农村金融的和谐度。

　　（三）构建绿色评价体系。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目标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农村金融体系各要素间的依存性，决定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具有多维意蕴，其核心思想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当前与未来协调发展、局部与整体的协调发展、数量与质量的协调发展、速度与效益的协调发展等。这要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增强全局观念，为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承担起共同的责任。在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不仅应关注自身的积累和后续发展问题，而且应时刻考虑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行为对所在区域社会福利的进步是否有不利影响，实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农村与城市的有机统一。

　　建立在科学发展观、价值观基础之上的绿色评价体系，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绿色评价体系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农村金融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构建支农、扶持弱势群体、金融生态贡献度等多元化目标，并按一定原则从多元化目标中选取若干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分层次构建以“和谐度”为核心的绿色评价体系，通过自身内在水平的提高促进“三农”福利水平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

　　三、促进二元化目标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协调机制的系统化建设，催生的协同效应，减少组织运转的交易费用。通过对各成员、各环节、各要素的功能耦合和能力整合，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产生的整体功能远远超出各成员、各环节、各要素的功能之和的效应。通过系统化建设，深化股东、“三农”等各要素的有序性和层次性，提高农村合作金融的和谐度，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有机性。由于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进程，所以，应以动态发展的眼光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推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置于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中，充分考虑当前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传统等实际情况，通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协调机制的建设，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新农村建设的贡献度。

　　（二）给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相应的财政及税收扶持政策。鉴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经营目标的二元性和农村合作金融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难以替代的农村金融主力军地位，应予加大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财税扶持政策力度：一是由中央财政给予税赋减免的优惠，并改以营业收入或盈余的一定比例提取法定风险拨备（可与现行税负基本相等），构建资本充足、风险可控、发展稳健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可持续的支农能力；二是由地方财政设立专项扶持基金，专门用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放扶贫性或商业性兼具扶贫性贷款项目的贴息。将金融和财政“双杠杆”进行有效结合，发挥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