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路径的理性选择

　　在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上，曾经出现过“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争论。城市化以发展大型城市为目标，试图建造超大型的城市，形成资源的集聚效应，实现规模经济；而城镇化则提倡以发展中小城镇为主，彻底改变超大型城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公共设施配套严重不足的现象。

中国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曾经采取过不同的政策，从早期的发展中心城市，辐射周边经济；到限制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充分反映了决策者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观念上的变化。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日前出台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0年内城市移民数量将会激增，当前这种分散式城市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应当考虑发展超大型城市，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提高能源生产力，减少耕地损失。

　　有些中国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超大型城市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而能源的高度集中使用，会导致广大农村彻底边缘化。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发展超大型城市的过程中，交通问题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城市交通拥堵不仅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成本，而且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

　　而从国外经验看，不少西方国家在城市规划修改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建造卫星城市，将超大型城市的部分功能分割出去，从而减缓城市压力。这样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多核心理论”，城市的发展不能围绕单一核心，而应该根据城市的功能，适当地划分为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乃至其他相对封闭的区域，甚至通过建立独立的卫星城市，解决超大型城市中心区交通不便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选择单一的模式，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建造超大型的国际都市，既有现实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需要。这种超大型的国际都市，不仅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样板，而且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从而形成一种开放性的国际大都会。在沿江沿海地区，可以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实现资源的相对集中，从而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带动相关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在广大内陆地区，则可以通过发展小城镇，将农业社会形成的产业结构，逐渐地改变为工业社会的产业结构，增加当地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当地居民的实际收入。

　　城市化道路不等于超大型城市加上卫星城市；城镇化道路不等于在广阔的农村腹地建立星罗棋布的工业城镇。按照美国复杂科学理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在美国硅谷之所以形成发达的ＩＴ产业，并且产生独特的城镇，原因就在于当地有雄厚的技术研发资源，能够吸引东部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的风险投资者。中国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各种资源的整合因素，因地制宜，作出多样化的选择。

　　如果全国一刀切，片面追求超大型城市，则容易形成两极分化现象：财政收入过多用于修建超大型城市，在这些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而在偏远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更难于实现，当地居民脱贫的任务也就更为艰巨。所以，决策者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方案产生的后果，未雨绸缪，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源。

　　中国的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标志，也是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途径。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社区居民的意见，按照社区居民自治的原则，科学设计城市规模，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提高城市的竞争能力。如果盲目追求超大型城市，或者把摩天大楼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标志，那么，就会本末倒置，出现社会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现象。

　　中国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付出过非常沉重的代价。早期的“三线”建设所形成的隐秘城市，正在随着人口的外迁而日渐凋零；超大型城市发展所产生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城市未来发展的瓶颈制约因素。在城市化路径选择方面，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好高骛远。各地政府必须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修改城市发展规划，确定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但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各地还应根据本地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总之，在中国城市化路径选择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大小并不重要，幸福才是关键。决策者应当学会用幸福指数，代替效率指数，应当从社区居民的感受出发，寻求自己的城市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