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商机投资持续升温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随着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相关的投资活动持续升温，新的投资模式也应运而生。近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对媒体表示，未来可以尝试推出一种气候债券，主要由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向投资者发行，属安全性金融项目，旨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项目融资。

　　新的投资工具

　　很显然，该计划希望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减排行列。德博埃尔表示，“无论发达工业国家达成了何种协议，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德博埃尔称，债券将有发行国政府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一旦到期，投资者就会得到碳排放权。“这个(气候债券)计划允许市场参与者介入，但不必介入到项目的核心” 。

　　德博埃尔说，发行气候债券将“为公共和私人资金共同投资创造条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募集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资金，有助于简化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的融资程序，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不过，他目前还没有将该计划向任何国家和投资者通报。

　　对此，世界银行首席能源专家赵建平表示，仅从这些有限的信息来看，这种碳交易工具可能会比CDM要好一点，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投资清洁能源，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那么靠发债券就可以获得投资的能力。这就像CDM的预付款一样，可以先投资项目，再提供减排，而且投资的风险也可以共同分担，因为现在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参加CDM的企业如果投了巨资但是减排效果有限的话，就拿不到钱。

　　他还表示，这个投资工具还可以解决当前CDM存在程序过于复杂的问题，通常CDM一个项目的程序非常冗长而且复杂，给交易双方都带来了不便。

　　富通集团驻荷兰环境市场主管埃里克•伯曼也对媒体表示，气候债券能减少投资者的成本，发展中国家将完全自主展开所有的项目工作，而不是让那些潜在的投资者如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单独进行研究、操作项目。

　　CDM（清洁发展机制）是旨在减少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协议（目前已有169个国家加入）中的一个灵活机制，该机制允许其成员国在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时，可向目前不承担法律减排义务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投资，通过这些国家的企业来实现一定数量的减排配额，而这个做法的前提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成本较低。

　　另外，除了气候债券，世界银行总裁佐立克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访问时也透露，八大工业国(G8)7月上旬在北海道举行高峰会时，可望正式成立一个气候基金。朝日新闻引述匿名消息源报导，预计至少会有10个国家参加，基金规模将达约55亿美元。

　　佐立克说，除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部分欧洲国家也将参与此计划。美国和英国将分别出资20亿美元和8亿美元，日本可望贡献逾1000亿日元（9.55亿美元)。

　　此外，投资银行还发现，在为他们的客户筹划投资和收益时，碳交易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一个公司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碳排放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他们的业务。因此，这也催生了新的投资工具。

　　从去年12月起，巴克利银行就开始提供一种全球碳指数，主要测量《京都议定书》中的两项排放指标。今年1月，瑞士银行引进了温室气体指数，将碳交易期货和其后相关的期货等结合起来。这些交易所为各个公司提供了完成碳排放目标的另一个途径。

　　现在9个交易市场内，碳交易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存在，去年碳交易额度达到700亿美元。最近有消息称，中国第一个排放权市场也将在天津成立，这意味着中国也将建立一个碳市场。这将为国内火爆的碳交易提供一个便利的平台，有助于降低交易双方的减排成本。

　　赵建平说，任何投资计划都首先要搞清楚，是没有钱做减排还是不愿意做减排？有什么可行的计划能够满足各方需求，并且政治和经济上可行。从气候债券来看，主要受益者恐怕是那些缺少资金和缺乏减排动力的国家。

　　首先要有一个义务，才来考虑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达到目的。CDM是个额外的机制，前提是京都议定书的指标。就像气候债券也是，这与CDM的原则差不多，存在的只是做法的差别。

　　决定因素：气候谈判

　　赵建平表示，所有这些交易的前提必须是在确立了减排指标之后，因为本身市场不能达到减排的目的，市场只是提供一个灵活机制，降低减排的成本。比如有人减排1吨温室气体要花1000元，但是别人减排只需要花100元，双方就可以通过交易，既达到减排目的，又减少减排成本。不过这些交易的前提是企业有必须减排的义务和一定数量的减排指标。

　　德博埃尔也表示，气候债券计划的实现有赖于明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谈判能否取得有效成果、能否提出合理的减排目标，并缔结新的气候公约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能否提出合理的减排目标并缔结新的气候公约。而种种迹象表明，新的谈判有望将原本不愿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纳入。有消息称，为了加入欧盟，土耳其政府近日也将签署《京都议定书》，加入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列。

　　而曾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的澳大利亚最近也宣布在2010年之前将会制定碳排放计划。这个排放交易计划将会对各公司产生的温室气体数量进行限制，促使那些重污染者从轻度污染者那里购买份额，7月将会为公众提供一份该计划的草案，这份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政府如何制定目标，打算解决哪些问题，如何处理对经济产生的各方面影响以及计划如何运作。另外，该计划还要反映了温室气体排放的价格，设定一个排放标准，同时也允许排放量超过这个标准，这样才有交易的市场，而由市场决定价格。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近日也发表了有关全球变暖对策的“福田愿景”，称将从今秋试行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交易制度。福田说日本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争取到2050年实现与目前相比削减60%至80%”关于到2020年前后的中期减排目标，他仅表示“希望在明年的适当时候宣布”。不过，日本的产业界普遍反对采取排量交易制度。

　　当然，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普遍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美国将如何加入，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是否应当承担减排指标义务。

　　CDM：火爆背后的问题

　　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京都议定书的最后5年中，碳交易仍将火爆不已。据碳监测组织2008年3月中旬发布的《2008年碳市场分析：展望》预估报告，全球2008年碳交易市场将比上年提高56%至420亿美元。根据目前的碳交易价格，市场价值为920亿美元。

　　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卖方市场之一。在1000多个已注册的CDM项目中，超过一半都在中国和印度，在联合国去年根据《京都议定书》认证的CDM项目中，73%位于中国，巴西与印度各获6%，只有5%位于非洲。

　　世界银行目前运营着一个规模达到20多亿美元的碳基金，赵建平认为，尽管碳交易在中国发展迅猛，但是额外性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市场的最大阻力。

　　赵建平说，碳交易在理论上的依据是：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就不愿意投资于减排，这样其他国家企业花钱来买中国碳排放的效果才是“额外的”??这就是“额外性”问题。

　　“比如风电，如果本来我们要发展2000万千瓦，有了CDM之后，变成了4000万，那增加的2000万就是额外性。然而，目前很多国家如中国，在没有碳交易的情况下，也在做减排，那么究竟哪些是通过碳交易减排的，哪些是本来就要减排的就说不清楚。

　　这是因为中国不是绝对减排的国家，如果中国是绝对减排国家，那么假如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去年是10亿吨，到今年是8亿吨，那么成效是明显的；但是，实际上中国没有义务，那么我们去年排了10亿吨，今年排了11亿吨，那么通过CDM减排了多少怎么来衡量呢？”

　　另外，CDM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推动可持续发展，但是，很多买方愿意做的是简单的项目，没人愿意推动某种技术发展而进行碳交易，因为新技术有风险，暂时减排量可能不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项目暂时的减排量，而不是一个机制的形成。但我们应该看的是长期的减排效果。

　　这也是CDM一直受到质疑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看重技术和机制的引入，而对方看中的是减排量。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也曾对此发表看法，《京都议定书》下的CDM规定了技术转让的内容，但在实际运作中很不尽如人意，应进一步研究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