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都市与城市化动力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杨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二三线城市发展快，房价低，工资水平也不错，建议女性“蚁族”到那里去发展。杨澜话音刚落，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就给了她强有力的支持。近日，两家机构联袂宣布，1~2月，北京市四环以内期房均价突破3万元大关，达到每平方米31220元，同时六环以外的房价也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每平方米10409元。在冷冰冰的房价火箭面前，陈华伟代表的看法确实不容置疑，而杨澜委员的温婉建议更是显得那么贴心。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春节期间东方卫视的一期节目“阿拉都是上海人”。在那期节目里，作为上海人优秀代表的杨澜女士动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外婆在上海的奋斗史。当年，为了逃婚，杨澜的外婆只身从宁波来到了上海，通过缝补衣服白手起家，并在这里生儿育女，让一个家族慢慢繁衍兴盛起来。对此，杨澜无比感慨，她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城市慷慨的包容了无数像她外婆这样的草根阶层，给了他们奋斗的机会和希望，上海才有了今天如此迷人的内涵和强大的根基。

　　我们相信，无论是作为委员的杨澜还是作为外孙女的杨澜，她在镜头前的发言其实都是完全真实和诚恳的。如果说她关于城市的这两番话看起来有什么冲突的话，其实只能说明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本身可能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偏差。一线城市房价攀升带来的一个阶层的整体挤出效应，不但吹熄了草根阶层内心的希望，也会动摇中国城市化进程那看似坚不可摧的根基，因为它把城市化的源头活水——移民及其社会流动——选择性的阻断了。恰恰是这一流动趋势，才是中国过去30年城市化的动力与活力之所在，而京沪商业区那些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只不过是脆弱浮华的表象而已。

　　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自有其生态系统，既为高端人才提供工作机会，也应该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生存空间。中国的城市生活成本日益高企，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海归人士等不同层次的收入群体，都遭遇到来自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高的准入壁垒。

　　春节后的用工荒，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低收入与日益攀升的城市生活成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对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据统计，广东省农民工工资12年平均只提高了68元，尽管当地有关部门澄清最低工资标准已提高了300多元，但与同期的GDP增速相比，这一涨幅依然过于缓慢。新生代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会因其工作经验和技能受限，难以获得好的工作机会和良好的收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学成归来的海归人士，也对京沪一线城市的高房价望而兴叹，声称要逃离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

　　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的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9的昂贵城市，上海位列第11位。北京、上海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密集的一线城市，它们理应是对外来人口吸纳能力最强，包容性最强的城市。然而无论是上海的白领海归，还是北京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都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出现了问题，生活成本的飙升速度，远远高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速度。

　　当这些一线大城市对中低收入群体说不的时候，也对未来的衰败埋下了隐患。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不可避免的会抬高商务成本，将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也会让全球500强等优秀企业萌生去意。上海拓鹏数据库营销机构CEO汤寒林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我们非常渴望有价值的人才能留在公司，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涉及到房子、结婚、户籍、子女教育等问题。从公司自身来说，这些条件都是无法满足他们的。”不同层次的人才流失，会间接推高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最终损害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一面宣称要打造世界城市，一面却将农民工、蚁族等低收入群体拒之门外。殊不知，没有任何一个世界城市，只接纳精英和富裕阶层，而不给下层人群容身之地。

　　作者为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