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省份并非推动城市化的良药

　　“城市化”和“城镇化”虽然只差一个字，其目的意义都一样，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由农村向城市(镇)转移，城市(镇)人口不断增长，城市(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中国推进城市(镇)化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要将农业和农村人口转移到非农业行业和城镇或城市中，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笔者认为，虽然“城市化”和“城镇化”目的和意义都一样，但在具体的推进中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再说“城市”和“城镇”其涵义也不同，城市是指有一定规模的居民集聚地，常住人口一般在几十万人口，甚至更多。而国家规定的城镇多指县机关所在地，或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10万人以下的居民点。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这个国家规定将要改变，因为有的镇居住人口早已突破了10万人。

　　在“两会”期间，城市(镇)化也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比如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建议缩小现有省的规模将中国的省份增加到五六十个。这个建议就引起了广泛讨论。其实黄书元先生的增加省份数量的建议，就是推动城市化，但是这种做法，可以说不符合中国的实情。

　　黄书元先生说，分省后，在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分流官员，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我认为黄书元先生是异想天开，增加省份只会增加省厅级官员、增加办公用费、增加财政压力，多花纳税人的钱，也不可能不增加编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地区一分为二、为三成立市，与黄书元先生的想法几乎是一致的，但分流的官员是填不满各市直机关的，只有突击提拔、突击增加编制才能正常运转，这个是题外话。

　　我说黄书元先生的提议“城市化”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因为省政府所在地大都是大中型城市，其房价高，农民工只能望房兴叹，再说这些省份城市相对都远离农民工的家乡，不适合农民购房居住，难以达到转移农村人口的目的。而目前比较吸引农民进城的地方却是县城，因为某些县城的房价在2000元以下，农民买一套房在20万元左右，应该说有些农民还是能承担得了。农民工为什么喜欢在家乡的城镇购买房子，除了房价低，还有生活成本低于沿海城市，那就是告别了“荡秋千”式的打工方式。去沿海城市打工需要路费，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距离父母更近、离孩子更近，甚至连家里的责任田也可兼顾去种，至少在“双抢”季节可以帮助父母。还有关键的东西，孩子读书不存在户籍问题、借读费问题。

　　我去江西省余江县调研时发现，农民工已成为推动城镇化的主力军，该县从2007以来，三年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74亿元，建设住房3870套，面积达39.1万平方米，其中农民工购买的套数有2516套，占售房总数的65%，且是逐年上升。余江县为鼓励农民进城，只凭一张身份证即可购房，购房农民享受县城居民同等待遇。当然，不仅要让农民有“床位”，还要有“岗位”，从而加快了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农民进城的步伐。由此可见，农民工越来越愿意为自己花钱、在城市扎根，更乐于将积蓄花在子女在城里读书上，更乐于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向城里人看齐。这种转变，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农民工及其家庭，更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国家的面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余江县调研时还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民在锐减，该县外出务工人员2007年为9万，2008年减少到7万，2009年只有6万，选择本土就业者逐年增多。由余江县的3年减少3万外出民工，更加说明了广东的“双转移”方向是对的，沿海城市人口聚增，促使了房价的上升，消费成本增加，市政、环境、就业、教育、卫生等多方面增压，而当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不发达地区，沿海城市的人口才会减少，市政、环境、就业、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压力才会舒解；那些本已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就可能要回家乡就业，民工潮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不再出现。

　　笔者认为，国家不但不能增加省份的数量，而且应该要调整投资方向，减少大中型城市的建设投资，强化中小型城市、尤其是县城及镇的投资建设，重点放在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上，这才是务实有效的，才能够真正达到大力缩减农村人口，提高农村经济，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