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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工业化: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来源:《证券时报》
2010年03月04日03:50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到春节,异乡的游子照例会跋涉千里,回到故乡。节日期间除了亲情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带着一双眼睛一对耳朵,去了解家乡的经济变化。家乡虽是中部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县城,但管中窥豹,亦能感知国家经济脉搏之跳动。

  这些年中国到处大兴土木,一线城市盖高楼不舍昼夜,新房子如雨后春笋,就算是偏僻乡村,也是盖了拆、拆了盖,折腾个没完。大概拆房盖房是中国文化基因中最稳定最持久的一部分吧。在外乡发迹或小有成就者,回到家乡不断地拆旧屋建新房,甚至于村里县里市里多处开工,即便让其长年空置也无私毫惋惜。村里人一旦富裕,连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祖屋也会嫌其不够气派,不断地推倒重建。

  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某某人今年在哪儿建房了,某某人在哪儿买房了。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真的是终生头等大事。几年来县城周围的城乡结合部,建起了大量的新房子。这些房子都是人们私下转让土地后,由买方雇人建起来的。这些年,离县城较远的村民外迁成为风潮,乡亲们告诉我,不少规模较小的村子已经成功举村外迁,迁出2/3户数的村子不在少数,迁出比例最小的也已过半。在搬走的人中,这种近距离朝城市边缘迁移的占主流,真正通过购买商品房方式进城的,估计十不到三。问其原因,一是自建房单门独院,符合传统居住习惯。二是商品房太贵,好一点的到了3000元一平米,根本买不起。

  这种迁移式自建房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这些私下土地转让处于法律边界之外,既没有许可、证件,也没有在国土部门登记造册。起初交易的是城郊村民的富余宅基地、菜地、闲置地、池塘坝堰填埋地之类,随着这些非生产用地的减少,这两年买卖耕地越来越多。出售主体既有城郊的村民个人,也有村集体,甚至还听到很多村中“强人”偷卖或强卖集体土地以自肥的故事。至于这种土地交易的规模,虽没有看到统计数据,但直观判断,自建房已大大超过原县城建成区的规模。

  其次,这种“城市化”路径在规划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一方面私建房完全无规划或基本无规划,上下水、燃气、绿化基本无人组织。相关的教育、卫生、文化方面也无配套。既影响了城市美观,又浪费了土地,城市化提升生活品质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如此大量“违法建筑”的出现,是人口密度小的产物?还是总体规划滞后的结果?现有法律不允许农民宅基地交易,因此,合法的城市化只剩下“国家征地——二次转手——商业开发”这一条路了。城市化、土地制度、规划,三者之间如何统一?我们会不会为战略眼光的缺乏而付出沉重代价?令人深思。

  在人们的印象中,城市化是农民进城,改掉村民身份,享受有规划、有公共服务的市民生活。然而,从家乡的情况看,却不尽然。买地建楼,对多数人来说只是移了一个位置而已。如果说公共服务,除了小孩子能接受稍微好一点的教育之外,基本和住在老家差不多。

  与城市化紧密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产业。按理说,接近市场是工业化过程中人们迁移的最根本经济动因。但事实上,县城并非大多数人的职业依托所在,大多数在县城起楼盖屋的年轻人还是到外地打工,家中只留下老人和小孩,迁移到县城的人所依托的产业,主要还是沿海地区或其它大城市。就算在县城里务工经商,由于村村通公路,骑摩托车上下班,耗时也不过二三十分钟。可见,就业并非人们迁居的主要动因,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口聚集围绕产业转的情况,似乎没有在中国重演。

  这次到农村去走亲戚,闲聊中得之农村的产业结构已发生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变化。首先是农民几乎不种田了,其次是农民几乎不搞副业了。这种变化所蕴含的重大经济意义,似乎还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充分重视。

  农民不种田,大量土地抛荒。部分是因生产效率提高,耕牛犁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因机械化、集约化的推进,已基本消失。绝大多数农民已不再种地,年轻人已几乎完全不谙耕作技术,以至于十家农户八家要买米买菜。做饭都用上了液化气,野生动物越来越多,森林保护不再是难题,春节上山扫墓,荆棘满道、山路难行。

  更令人意外的是,现在农民基本上已不搞手工业、家庭养殖业和副业了。在森林资源丰富、20年前几乎人人都会作木工活儿的家乡,村民们的家具现在竟然大多要到城里去买。现在几乎没人养鸡养猪了,找几个土鸡蛋已非常难,屠户都基本无活儿可干了。鸡和猪,照例是在农村养,只不过换成商业化、产业化了。20年前,笔者经常向父辈抱怨农村人什么都做,一点专业化和规模效应都没有。这个抱怨今天才算有了回应!不仅养殖业产业化了,据说有人还盯上了抛荒地,愿意租来搞农业和园林业,并支付工资反聘土地主人来为其工作。也许是在城市呆久了,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农村告别小农生产方式速度如此之快,也简直不敢相信商业化、产业化运作水平达到如此程度。

  家乡经济应处全国平均水平,所见所闻,让我们不需借助官方数据,也可以完全不顾学术上的界定就可得知:中国的去农业化(工业化)业已完成!中国已经没有农民了!二元经济从产业角度看已基本消失!现在的二元体制主要是地理上的和制度上的。因此,中国面临的不是工业化问题,而是工业化如何升级问题。同时,对于一个标准80后农村人来说,出生地(农村)、迁移目的地(县城)和就业地(沿海为主)都是分离的。这种迥异于经典模式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地理割裂状态,提出了很多挑战。提高城市化效率、顺应产业意义上的二元体制的终结,很可能需要终结土地制度上二元体制,这是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难点。
责任编辑:董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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