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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尽快将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将是中西部地区面对更多“人口红利”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近段时间以来，产业转移的“西进运动”频频见诸报端，不仅如此，国家也已经出台或正在制定一系列的政策，鼓励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可以看出，一波制造业由东向中西部转移的浪潮正在逐步形成。
产业资本的流向变化，往往会引致劳动力转移方向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劳动力大迁移，“孔雀东南飞”、“百万民工下广东”就是当时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真实写照。时至今日，东部地区依然是农民工最大的流入地。统计显示，2008年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1%，而中部只占13.2%、西部只占15.4%。
随着大量劳动力流入东部地区，人口红利也随之迁移。毫无疑问，年轻而又素质相对较高的流动人口给东部地区带来了滚滚“红利”。从农民工的特征来看，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其中，16岁至25岁占41.6%，26岁至30岁占20%，31岁至40岁占22.3%，40岁至50岁占11.9%，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4.2%。
人口红利为东部地区的“先富起来”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为流入地的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根据有关学者的测算，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劳动力流动对GDP贡献率超过了20%。广东是吸纳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获得人口红利最多的地区。据统计，1982年广东暂住人口不足50万人，现有2749.5万人，实际超过3000万人，居全国各省份之首。随着广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使广东省的劳动结构不断改善，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劳动结构效应，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13.08%，最大达到22.55%。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东部地区长期占用了中西部地区丰厚的“人口红利”。
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一股劳动力流动的大转向也在悄然发生。统计表明，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减少888万人，下降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比上年降低8.5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477万人，比上年增加618万人，增长33.2%，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17%，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比上年增加775万人，增长35.8%，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20.2%，比上年提高4.8个百分点。
人口红利回流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人口和劳动力结构也将得到有效改善。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主要输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将降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成本和减少工作搜寻的成本，使中西部地区能就近享用本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此外，由于距离遥远，不少农民工为了到东部地区打工，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交通成本，而且由于人数众多，每年都形成规模巨大的“春运潮”，在短时间内给交通运输带了极大的压力。可以预见，随着农民工大规模的回流，交通运输的压力将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人口红利回流不仅具有极大的经济学意义，还具有重大的社会学意义。由于能够就近就业，就可以使得许多农民工的家庭不至于分离，离婚率将会有所降低，留守儿童以及农村空巢老人的现象也将大大减少。而这些又有助于增强劳动者的工作热情，缓解心理压力，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也有积极的帮助。
不过，必须引起关注的是，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能否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有赖于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尽快将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将是中西部地区面对更多“人口红利”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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