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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机制，有效、明确和公开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权重，按照贸易、投资、外债和储备需要，配置货币篮子组合，使市场参与者能够通过份额配比规避风险和化解压力
近期，关于人民币升值舆论及货币战争焦点集聚国内外市场，战火硝烟遍布全球，竞争压力波及世界，这场没有火药的战争，比实际的战争更为严峻和恐怖。因为其搅乱的是市场心理的基础，破坏的是正常的规律把握，尤其对于真实与事实的评判丧失有效和合理。风险识别远比防范风险和应对风险更重要，风险误导和误读形势判断，将面临更为严重的风险压力和危机可能。
国内媒体和专家评论五花八门，舆论方向较为一致认定人民币不可过快升值。然而实际结果是人民币升值有增无减，人民币价格一度击穿6.65元，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底线6.5元即将突破，人民币升值已经囤积了巨大风险压力和杀伤破坏性。
面对这种局面，笔者有一些多年观察的论点和建议。
首先。对于国际舆论的人民币升值评论聚焦过于单边。实际上，目前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话题有两种观点，一是人民币升值必须加快，人民币被低估；另一种则认为人民币并不能用升值解决自己和世界的问题，人民币升值救不了美国，也救不了世界，更救不了中国自己。
面对国际舆论的争论和两面性的论述，我国焦点关注在于人民币升值舆论，而严重忽略略了人民币不应该升值的舆论影响，自我偏颇的舆论引导不利于对自身的有效把握和认识。回想我国5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升值幅度已经达到22%。目前我国汇率改革关注的所有焦点都与人民币升值密切关联，甚至受到严重冲击。一方面是外汇储备增加难以抑制，人民币升值状况与预期直接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和扩大，不利于资金效率的有效运用和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是外贸顺差既紧密连接人民币升值，又脱离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并不是有效解决贸易数据的关键，相反，贸易数量和规模乃至外贸竞争力却受到冲击，人民币升值直接冲击企业和伤害企业十分明显。这些都说明，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关联，并非单边舆论，或单边论点可以解决全部问题。
近日人民币升值引起的关注越发突出，但如果考虑到国际外汇市场价格规律和周期因素，则是平常态势。国际外汇市场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是一种常态，几百点的变化规律是市场正常现象和基本规律，而通常国际外汇市场的价格敏感在于小数点前一位数，或小数点后的前两位数，这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区间。我国人民币近日出现小数点后的后两位数的变化，100～200个基点（0.01～0.02范围内）的变化并未超出常规。然而国内外的舆论则出现人民币加快升值和扩大升值关注，这一方面脱离国际外汇市场规律性，另一方面则加剧人民币敏感度，实际上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扩大而非减弱。因为人民币升值被认为为正常现象，而贬值则被认为不正常，这样的认知将严重不利于我国竞争力和利润收益，对于已经出现稳定和恢复性的经济和贸易将预示着伤害和冲击。
其次，对于国际积聚货币战争的焦点关注过于夸大。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外汇市场的汇率波动是一种常态，尤其是伴随新型金融危机的出现，国际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在扩大，每天交易量的规模已经从过去的1.4万亿上升到4至5万亿美元。如此规模的超大交易量，导致国际主要货币汇率的交易波动区间从每年1500点转变为每月甚至每周1500点波动幅度。货币汇率的上下波动在扩大，而上下波动是正常市场行为，尤其是全球所有货币波动难以逃脱美元主线的作用力和影响力。
目前全球货币战争主因在于美元贬值，进而出现各国货币升值压力和干预对策，目标十分明确，原因非常清晰，关键点在于面对市场事实。但全球却在回避主要矛盾，不敢对应美元贬值矛盾，不敢对抗美元贬值压力，进而出现相互攻击的货币混战局面。例如，欧元升值是因为美元贬值，而欧元却将罪责指向人民币升值；巴西雷亚尔升值是因为美元贬值，而巴西也指责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是因为美元贬值，人民币是受害者，欧元和巴西雷亚尔都是受害者。
面对全球概念的货币战争，其实主因都是在美元祸首，而受害者不敢或不愿也无法面对美元，进而出现相互攻击和指责。货币战争脱离事实和真实，甚至不顾事实和立场，这是需要审慎论证和认真面对的。实际上，货币战争概念并非是一种新现象，伴随欧元问世11年，甚至欧元没有启动之前，全球货币战争一直没有停止，无形博弈的战争形态始终存在，当前的舆论只是一种进一步的全球调动和调侃，被夸大是有需求和目的的，值得深刻思考和论证。
这场货币战争是伴随新型金融危机生成的，其根源在于新型金融危机始发者的规划和战略。而货币战争的起源并非是当前，早在11年之前的1999年欧元出台，以及2002年美元贬值策略推出，尤其是2007年美国次贷风暴开始，货币战争的硝烟就开始蔓延和扩散。无论经济问题、军事问题以及地缘冲突等国际焦点，始终没有脱离货币博弈的焦点。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就是因货币背景而发。欧元出台触动美元霸权神经，进而呈现欧元出台前后的国际舆论和竞争局面的错综复杂，最终结果是导致欧元区合作指标开始超标，欧元合作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压力，甚至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欧元崩溃论并非是渲染和舆论炒作，欧元危机难以避免。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因为石油问题而起，随后的伊朗问题加剧紧张局面，最终伊朗放弃了美元报价制度和储备格局，美元以价值调整和价格控制，使伊朗从买欧元卖美元主动调整到卖欧元买美元，难以逃脱美元价格和价值控制，牵强的抗拒美元最终导致自我伤害。
截至目前，凡是与美元形成竞争和对抗的货币经济体，都因为美元升值或贬值而导致货币价格和价值受到巨大冲击，唯有人民币岿然不动，并且成为世界经济支撑力量，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和稳定意义十分突出。人民币成为焦点，与我国的努力有关，与国际竞争力有关，更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有关，并非是人民币能够争夺什么或破坏什么，而是挑战性极大，信誉度极佳以及依赖性扩大。而国内外舆论识别和判断则十分混乱，混乱中失去真实判断和事实识别。
第三，对各国货币汇率干预焦点的定义过于偏颇。各国货币汇率的基本原则是保护本国利益和企业，而不是为他国货币利益服务。尽管货币汇率涉及双边和多变利益关联，但是货币原则本身是保全自己。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美元在新型金融危机初期采取升值对策，以保护美元投资信心和市场心理需要。而在新兴金融危机转入基本消化和缓解阶段，美元又力图通过贬值保护经济复苏进程和企业业绩，调整美国经济结构，这是使美元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
由此可见，美元无论升值或贬值都具有明确的自我需求，而全世界只能无奈接受。目前全球货币战争起源于美元贬值，然而面对这种结构和趋势，全球货币没有体现出针对性和竞争性，却只能接受或通过一定程度的干预达到自行消化的目的。这样干预汇率是国家利益需要，是自我保护需要，但却受到指责，而罪责最大的导火索美元却安然无恙，这是否有点可笑和滑稽，被愚弄和被绑架是否存在？
当前国际货币市场的焦点落在价格走势，实际上，决定价格的因素在于制度。美元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经济周期和政策规律需要的价格走向，是因为美元有势力保护性，美元货币制度是形成美元价格走势根基和基础。尤其是面对独特的新型金融危机时，美元的独霸性并非削弱或即将崩溃，相反却是在回归和强化。美元不仅运用自我体系的垄断性及其报价体系、发行制度的特权，同时还借助国际货币体制主导规划战略筹谋，借助其他资产保全自我，具有长远设计和规划。
黄金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美元战略筹码。美元与黄金价格正相关与反相关反复无常，黄金地位的战略意义是美元长远战略的有效设计，而非黄金本位回归和美元崩溃的理想化舆论炒作。美元在遵循规律和改变规律之间的错乱周期和节奏，使其能够继续运用高端经验和强势制度垄断价格，运用规模效率控制规律，借助市场混乱改变规律，有效发挥美元独特、独到的地位和身份，实现美元利益最大化，带来的实际结果是主导货币竞争格局未转变。
10年前，美元独霸制度受到欧元出台的挑战，三足鼎立成为替代美元独霸的成功制度模式。10年后，3年新型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元独霸重新定位与国际货币体制，欧洲自己也认为欧元出台没有想过替代美元，美元地位逐渐回归霸权是现实，而非市场简单议论的美元崩溃论和危机论。
最后，对于国际金融理论与经验的认知过于炒作。独特的新型金融危机突出于舆论先导和引导，进而对于专业和高端的金融问题认知十分混乱，明显短视及简单认定。例如，我们过去认识的金融危机是受伤害和受冲击，而当今的金融危机可以从受伤害转变为伤害别人，从受冲击转嫁为冲击别人，进而呈现独特的金融危机收益性，独霸的货币体制得到稳固，甚至出现回归趋势，美元霸权地位得到强化和扩展。欧元作为具有挑战美元的竞争力受到削弱和冲击，甚至未来欧元比美元有更严重的金融问题。
俄罗斯作为实力和势力扩展的经济体，采取了持有欧元为第一位外汇储备的构架，展现欧洲合作扩展的局面。而美国以美元升值策略压低石油价格，导致俄罗斯财富和资产价值受到巨大损失和冲击。伊朗更是以简单对抗美元的方式，极端地放弃美元储备资产，采取不用美元报价石油交易的对策，最终美国不用军事战争，而运用金融战全面打击和降低伊朗的实力和资源价值。
虽然人民币不在自由货币之列，但美元却针对人民币价格规划市场技术，以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实际走势控制和操纵人民币价格，挤压人民币财富空间和资产资源，削弱人民币竞争基础产业实力，直接掠夺和瓜分人民币的成果和财富。所有这些充满战争火药味和竞争利益性的货币博弈，最终是全球最大汇率操纵的嫌疑和祸根。全世界不仅没有针对这种举动采取对策，相反却回避矛盾主导方，形成混战局面，互相指责扩大矛盾和竞争，而美元却在这种错觉、错乱和错知中渔翁得利。国内外金融市场舆论炒作推波助澜，严重混淆真实和事实，并且人为制造夸大矛盾，疏忽货币主体和主导的能量和影响。
面对国际舆论的货币战争，我们应依据事实和现实顺势而为。美元是一支独大的主导货币，其势力和实力强劲而突出，但是我们必须告诫美元，势力和实力货币是要讲究责任和义务的，不顾别人的利益，只顾自己的升值和贬值，于其势力和实力货币地位并不对等。美元应增强分担风险的责任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力和势力货币，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金融稳定顾全大局。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制度改革也迫在眉睫，不合理的主导和超越国家权力的特权，需要重新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其实美国也深知自己的不合理之处，进而在汇率操纵国定义上难以下手。今年前一次汇率操纵国喧嚣从4月15日推出到7月8日，最终美国兵没有将我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现在，美国又用同样的手法，将第二次判定汇率操纵国的时间从10月15日延后到11月。这一方面表明美国理智的态度，同时也说明我国立场坚定，表述明确，美国很难有理由支撑这样的指责。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利弊权衡的考虑，毕竟这种做法是一个激化矛盾的对策，而非一个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的路径。由此，我们看到国际货币体制的格局已经不适宜时代的发展和潮流的趋势，国家权力超越国际社会势必导致更大的风险，全球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加快与加紧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从实际制度规则防范风险乃至危机。
面对国际舆论，我们在考虑人民币压力问题时，不仅需要关注别人让我们怎样，更应该关注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学会改变自己是我国十分紧迫的课题和任务。尤其是我们需要借鉴美元努力以制度完善把握价格，而非只顾价格走势，严重忽略制度建设。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汇改5年来，制度缺失一直没有有效解决，我们一直没有摆脱单一钉住美元的局面，由此导致：人民币价格被舆论绑架，人民币升值预期难以消除；人民币价格被制度绑架，美元有效的货币制度捆绑了我国人民币报价体系，远期NDF定价人民币即期中间价，外资和外部机构定价人民币价格十分突出；人民币价格被战略绑架，人民币波动长达一年的稳定和短期贬值恰恰是美元成熟、专业和技术铺垫的结果，人民币再升值在于美元的策略和技术。
所以，我们首先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机制，有效、明确和公开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权重，按照贸易、投资、外债和储备需要，配置货币篮子组合，使市场参与者能够通过份额配比规避风险和化解压力，以及便捷交易和结算等等。当务之急还在于我们应该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导舆论理性认识人民币合理价格，毕竟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存在明显不足，人民币合理性有待进一步论证，而非西方舆论的低估论。国际舆论的人民币低估论脱离我国经济金融实际，并且严重违背市场规律和主流国际趋势，偏颇的见解误导市场预期和误读我国状况，我们应该具备对人民币风险的警惕性，即长时间快速升值后巨大的贬值压力和风险，而非纠缠于简单、单边的升值论点。
（作者系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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