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润峰退隐 长虹业绩停滞不前 应该向谁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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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润峰：壮志未酬身先退 长使英雄泪满襟
有媒体猜测，倪润峰谢幕与长虹的ＭＢＯ计划有关。不久前退休的三九集团总经理赵新先也曾流露：三九集团是靠500万元借款起家的，希望能够改制。
“新59岁现象”
改制是国企老总最渴望的事，越是临近退休，改制的愿望越强烈。无论是谢幕的倪润峰，还是退休的赵新先，都有一个难舍的情结——渴望改制。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新59岁现象”。可以想见，59岁的国企老总，如果不改制，60岁就得退休，而改制以后，他就可以继续在岗。哪怕退居董事长之位，企业的控制权也不会旁落。
的确有人是真不忍心看着企业因领导人更替而出现波折。但出于一己私心、急于改制的也大有人在。有案例表明，一些国企老总把改制当成“最后的晚餐”，既能以最少的成本捞到可观的股权，又能保住自己的位置。
“急”是“新59岁现象”的最大特征。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已真正触及企业制度问题，人们对改制——产权制度改革的认识及改制的环境、气候、政策等条件已逐渐成熟，而一些为企业奋斗多年甚至奉献终生的国企老总们却又临近退休，这个情形有点像一位站在已驶入终点列车上的人，急于跳上另一列刚刚启动的列车。
一位已经完成改制的原国有企业老总这样解释“新59岁现象”：改制前，企业经营者的任免完全由上级决定，其任免规则基本上等同于国家公务员，不管你能力有多强，精力有多旺盛，只要到点，必须退休。而改制后，哪怕改成混合所有制，只要不是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的任免就由出资人决定，董事会说了算，而且任免规则是市场化的，只要经营者有能力、有精力，就不会受60岁退休的规定所限。
在所剩无几的时间完成改制
希望改制没有错，但操之过急就会出问题。“新59岁现象”的成因是那些即将退位的国企老总希望通过改制持股甚至持大股，而经营者持股的最大难题是如何筹措资金。长期低收入的经营者如果急于持大股，只有几种可能：要么做小蛋糕（做亏、低价评估），要么隐匿资产，要么转移利润，要么空手套白狼，要么资金来路不明，显然，这些做法都是违规甚至违法的。所以，在国企老总激励机制尚未健全的今天，经营者持股应是一个长期行为。
在国企改制中，存在这样一个误区：经营者一定要持大股。据笔者调查，经营者能否持大股取决于企业的蛋糕有多大，经营者的筹资能力有多大。不少改制企业的实践表明，改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经营者持多大股权，而在于经营者能够承担多大的风险，即失败的成本有多大。
一些睿智的59岁左右的国企老总在推动改制时，不选择“一口吃成胖子”的办法，而是会选择一条易于操作的现实之路，如保留一部分国有股（一般情况下不能控股，否则改制意义不大），吸引一部分外来投资者（多数会选择与自己业务不相干的私营企业业主，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外部人不会争夺企业控制权），融进一部分职工股。只有当他具有足够的能力左右局势时，他才会坚定地选择ＭＢＯ或ＥＳＯＰ。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在所剩无几的时间完成改制。
国企老总的新心病
由此看来，仅几年的功夫，经营者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礻者时健引发的“59岁现象”已发生变异——如果礻者时健所代表的“59岁现象”是“恋钱症”的话，那现今流行的“新59岁现象”则是“恋岗症”。
在“59岁现象”刚浮出水面时，经济学家周其仁的“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这句话广为流传，人们试图用这句话来解扣，认为造成“59岁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国企老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足。于是，年薪制、期权、期股等办法相继出台，就连国家国资委也概莫能外，从今年起对中央企业老总实行了年薪制。“新59岁现象”的出现证明，“钱”和“岗”不是一回事，靠激励和约束不能全部解除国企老总的心病。
“新59岁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即便经营者出于一己私利，但其结果毕竟推动了改制这件既敏感又艰难的事情。改制后，出资人到位，企业必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治理结构，企业经营者选择、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都将由治理结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定，这样中国的国企才能真正脱胎为规范的、市场化的公司。
改制的核心不在于股权，而在于把经营者与企业的联系从一纸“红头文件”变成了产权联系，这样就必将摒弃过去那种“人选择人”的做法，建立起一种按市场化规则选择和决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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