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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缺工，这都是不太准确、不太科学的叫法。
因为按经济学的基本道理讲，天下没有招不到的工，只有给不对的工资。出现民工荒，肯定是工资给得低了。
所以更为准确、科学的讲法是工资不升到一定程度就招不到工，或是民工工资有上升的压力。
民工工资上升的压力何来？肯定是民工的供应跟不上工厂对民工需求的脚步。
以往无需加薪要多少有多少的日子过去了，现在是非得加薪到一定程度不可，否则就招不到工。
如果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这应该是个好现象，是个福音，对民工来说是，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也是。根据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道理，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会变得丰裕，劳动力会相对变得稀缺，国家的产业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减少对劳动力的使用，更多的使用资本，相应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会相应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也会相应提高，市场会得到扩展，经济会持续增长。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资本真的丰裕到使劳动力变得稀缺了吗？真的到了减少使用劳动力的阶段了吗？
我以为还远没有到这个阶段。出现不加薪就招不到工的现象不是胜利的征兆，不是资源禀赋结构优化的结果，相反是一系列管制政策的恶果，这些管制使它来得过早了。
中国人口众多，而且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可以讲，中国过去改革的成就就是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了出来，经济也随之飞速增长，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是看能否把依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樊纲先生就经常提醒我们不要丢掉传统产业，还要大力发展制造业，且不说这依旧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就冲着这需要转移出来的几亿农村劳动力也非如此不可。
但我们政府的一些做法却似乎在减弱我们的这种优势，阻碍劳动力的转移。相对于以往禁止流动是一个进步，现在政府对于劳动力流动是鼓励的。但政府似乎不相信农民自发的转移流动也会有秩序，试图通过政府的管理使得他所认为的“无序流动”变为他所希望的“有序流动”。但政府对这个选择问题的判断显然是失策了，真正的选择不是“无序流动”与“有序流动”，而是“流动”与“不动”甚至“回流”。
这里我想不厌其烦地引用周其仁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1997年我们在中山市调查外地民工问题。我们知道这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大量内地廉价劳动力进来，获得收入，对两地的经济增长都有贡献。
农民工进来以后，广东省的劳动部门增加了管理收入。
一个镇的农民工管理费，可以收到每年400万元之多。
这个收入水平在内地输出劳动力省份的劳动部门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于是纷纷“觉悟”，派人跟到广东，名曰“追踪服务”，实质追踪收费。结果农民打工必须“证、卡齐备”（就是同时要给输出地和输入地双方缴纳管理费），还要每年注册交费，否则就不合法。最后什么结果呢？那是在亚洲经济危机前夕，1999年7月，中山市很多鞋厂有订单，但居然招不到工人。政府部门在中间收取过多费用，农民工出来就不合算了。
看来“民工潮”解决了（劳动部门叫“有序流动”），但广东地区的劳动供给不足，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厂或者减少接单，或者以机器替代劳动力，一方面产出品的市场竞争力下降，一方面总就业空间缩小，民工的收入增长被人为遏制。
周其仁先生讲的是1997年的事，这之后，有了很多改进，但仍然不尽如人意。
像很多人注意到的一样，这次出现的民工荒，主要的诱因一来是投资热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过快增长，二来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国家减免农业税以及对种植小麦、玉米等的补贴政策，减弱了劳动力转移的力度，使得民工的供应突然减少。但这掩盖不了长久以来的政府管理行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众多因素集结推动的大面积“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处理的好应该是一个契机，也许还会变成一个福音。招不到工，又不愿加薪的企业势必给当地政府以强大的压力，要求其减少劳动力流动的中间成本。就看我们的政府能不能顺势而动了。事实上，对各地政府而言，这是个机遇，谁动的越早，谁就会对企业、民工越有吸引力，当地的经济势必越有竞争力。
据报道，7月中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
我们为这样的《通知》叫好。
面对民工荒，这是政府惟一可以做也应该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