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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把林毅夫与诺贝尔奖有意无意地联系起来。上世纪80年代，林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深造，师从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几个月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在杭州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林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林却谦逊地认为，中国未来一代才有可能摘取桂冠。他深信，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担任过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林毅夫，也往往被人视为官方经济智囊。这位微笑的仁者，坐镇北大朗润园。他如何参与和影响高层决策，是人们好奇的问题。从发展战略、三农问题到国企改革，林的言论不时见诸报端。
在独立学者和庙堂参谋之间，在学术和管理之间，林毅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让我们听听他对自己的学术历程的回顾。
经济观察报：您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学术思想十分丰富，能否大致谈一谈20年来的治学线索？
林毅夫：我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想了解改革前为什么体制是那样，改革之后体制应该如何变革。1988年，我对传统体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当时遵循的赶超战略，与那个发展阶段所拥有的要素禀赋是相违背的。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短缺而相对昂贵。但我们优先发展的却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这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
为了建立这样的产业，只得采取一系列扭曲政策，如压低价格、压低汇率，然后用行政的方式，把这些稀缺的资金和原材料根据国家计划配置到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这一整套政策体系、发展战略，牵涉到许多部门，包括金融、财政、外贸，甚至人口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等，各方面都可以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
在这种体制下，由于市场竞争被取消掉，在考核企业时，无法克服各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所以要采取各种行政性干预，来剥夺企业的微观自主权。
这套想法我基本上是在1988年就形成了。此后，我基本上是用这套体系来解释过去的现象，以及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是能够解释得比较透彻的。
经济观察报：关于国企改革，您当年和张维迎等人有争论。最近郎咸平的观点也引起许多舌战，您的看法如何？
林毅夫：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从要素禀赋、发展战略这个角度来研究问题。最初比较侧重分析政府的角色，最近几年慢慢提出了一个微观基础，即企业的自身能力问题。
我的看法是，经济学的规范有两个，一是内部逻辑自洽，二是它的推论也必须和经验事实融洽。在理论交锋的时候，也必须坚持这两个原则。
1994年，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我和张维迎有一场比较大的争论。按西方的理论，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就在于国有嘛。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关键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国有企业都有政策性负担。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所在行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我称之为战略性负担；第二，过去一个工作岗位派几个人去，冗员、养老保险等，这方面我称之为社会性负担。
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首先在于政策性负担。如果没有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不一定就经营不好。
1995年时，我和张维迎的争论更多是在理论层面，现在可以从实证方面分析。苏联东欧经过10年改革，已经全部私有化了。当时那批被私有化的企业，只要政策性负担不消除，政府仍然要给它补贴。补贴不仅不会减少，可能还要增加。2002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第一个十年》，回顾苏联东欧改革的10年。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了我当时的看法。
只有把政策性负担剥离，才能谈到产权改革。
郎咸平的看法和我比较一致。他认为，国有不一定就经营不好。我认为，在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不一定经营不好。比如，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是国有的，它几年前收购了日本的日产公司，日产是一个完全私营的公司。为什么一个国有企业会收购私营企业？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汽车产业是其比较优势，而雷诺又没有什么政策性负担，没有养工人的负担。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一个企业赚不赚钱，取决于其管理好坏，责任很清楚。经营好你就是经理，该奖励就奖励，该升迁就升迁；要是经营差，根本没有理由推脱责任。
经济观察报：和私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层级是否更多呢？
林毅夫：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层级多一点，并不一定是问题。我打一个比方，这个玻璃是透明的，我加一层、两层、三层，还是透明的。如果玻璃不透明，一层就不透明了。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市场当中，真正造成企业经理兢兢业业管理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产权，而是市场竞争，而且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当年，和张维迎的最大争论就是在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以您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经历了20年改革，在西方受过教育。您的定位和社会任务是什么？
林毅夫：经济学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中国的士，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社会的责任。今天的经济学家，应该对中国的现代化和进步有责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价值取向。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大问题，如果你对这个大问题有贡献，那么当然也可能影响基本理论。我认为，改革和发展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现象产生的，而发达国家的微观行为一般政府不会直接干预，直接干预的领域很少。那么经济学家把企业具有自身能力作为暗含的假设，是很恰当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普遍的现象是，政府对经济运行有太多的干预，对产业选择、技术选择有太大干预，这就导致一大批企业在竞争中实际上是没有自身能力的。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可以构建一套发展理论，甚至一般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出现的许多问题，我个人在这方面仍继续努力，在理论模型和经验事实方面，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经济观察报：当前改革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问题确实很多，地区收入差距、金融、国企改革、腐败现象等等。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共同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走出困境。
比如，三农问题和地区收入差距有高度相关性。中国这么大，各个地区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东部是人才，中部是农业，西部是矿产资源。一直到前几年，为了保护和补贴主要的国有企业，主要矿产的价格是压低的。一般农产品的价格也是压低的，比如粮食、棉花。矿产资源是国企的投入要素，粮食是国企低工资职工的生活必需品。这些价格的控制，都是为了国有企业。
可以看出，我们是从中部拿到农产品，从西部拿到矿产资源，补贴东部的比较优势——制造业，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这样地区收入差距当然越来越大。
第二，要提高农民收入，最主要的办法是减少农民、城市化。减少农民，城市里必须有就业机会。最多的就业机会，来自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发展也不少，可是它们的发展有两个障碍：一是市场准入的障碍，一是金融服务的障碍。市场准入障碍很多是因为要保护国有企业。金融方面，能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是中小金融机构。但我们基本上不允许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所以，农民收入很难提高。归根结底，还是国有企业的问题。
第三，贪污和腐败，最重要来自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是市场准入方面的干预，一是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不管是垄断，还是对价格的扭曲，都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要彻底转型，必须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对于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我提出了四个政策建议：第一，如果它的产品是国防上绝对需要，又不可能从国外进口，那就只能继续补贴。任何国家都一样。美国对其国防产业也是补贴；第二，如果它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它在国防方面不是很敏感，比如通讯产业、石化产业，资本很密集，国内有很大市场，这种状况下，可以用市场换资金的方式，让这些企业直接到国外上市。或是和国外企业合资，直接用国外资本，等到它获得国外资本，就会获得自身能力。此后就变成了管理的问题；第三，如果它的产品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那么也就没办法获得国外的资本，那只能转产。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上都有工程设计力量上的优势。利用他们人力资本上的优势，让它去转产，生产国内有很大市场，同时又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就有可能获得较大的自身能力。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四川长虹、嘉陵摩托车；第四，如果它的工人都老化了，产品又没市场，我想惟一的办法就是破产。需要破产的企业，在大型国有企业里面，我觉得并不多。因为大型国企的人员素质，是高于中国平均的人力素质的。
我的看法是，只要没有政策性负担，对大型企业来讲，很难说国有就一定经营不好，私营就一定经营好。实际上只能在竞争中决定谁好谁不好，经营不好，就可能被收购。我觉得，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讲，实际上产权就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市场竞争，如果没有市场竞争，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垄断企业的经营效率都很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