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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记者 贺莉丹 金雁（实习）／报道
没有人愿意经常被人指着鼻子骂缺德。
也没有人愿意终生从事这样的职业。“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在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一位在乡政府干了8年的计生干部坦言道。
在过去的22年间，遍布在中国城乡各个角落的计划生育干部们，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现在情况好多了，你让他们生他们都不愿意。”云南会泽县乌龙村，做了14年计划生育工作的吕琼珍说。
吕琼珍见证了中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从不让生到不想生的转变。国家统计局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已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但当控制生育水平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和人口相关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透露，有关方面正进行一项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将可能因此而调整。
强制调节与超生的博弈
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项国策，始于1982年。之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了生育高峰，到上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相当尖锐。
中国实行的是多元化的生育政策。即，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一个半（即第一胎如果是女孩，还允许再生一个），少数民族三个，个别地区如西藏则不设限。但这一严格的强制性调节政策，几乎自推行之初便遭到了普遍抵制。
这在农村表现得尤其明显。许多人对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印象深刻：一对农村夫妇有了女儿还要再生儿子，因而离开家乡到全国各地游荡生存，以此躲避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以至于生了一个女儿，又一个女儿。这几乎就是农村夫妇生育状况的缩影。
为控制急剧增长的人口，中央明确规定，计划生育要由各省、地、县、乡、村党政第一把手亲自负责。在农村地区，最强有力的执行者是乡政府及村委会，计划生育指标完成与否，成为衡量乡村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准。
“许多省实行一票否决权，不能完成计划生育的地方干部，轻则扣发奖金，重则调离或罢免。基层在实行一票否决时的做法更是五花八门，如福建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有的乡、村干部每月工资的一半要待全乡计划生育指标完成后才能领取。”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解振明说。这在事实上造成了计生干部与群众长期的矛盾和对立。
但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世人所公认，中国因计划生育因素减少的出生人口数已达3亿。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也因之出现变化。1997年国家计生委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和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分别降至1.56和1.8。
计生政策的人性化嬗变
1994年开罗人发大会上，世界179个国家共同确认的《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人的全面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被提上日程。
从单纯的行政制约转向建立一种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机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显然成为国家计生委努力的方向。
1997年以后，国家计生委工作中几乎所有的讲话、重要文件等，都在“计划生育”前面加上了“人口”二字，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于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出台后，国务院接着颁布实施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三部配套法规。
在此期间，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修订或制定出台了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速度大大高于其他领域的地方立法。
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发展成为国家计划生育工作延伸的重要领域。
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称，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将由过去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大人口政策转变。
转型关口
据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透露，按总和生育率2.0计算，至本世纪中叶的204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57亿，全国总人口还将增加近3亿，在接近16亿后方能实现零增长。
“这只是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所面临之突出矛盾和问题中的一个。”5月8日，张维庆在“二○○四北大论坛·哲学论坛”上表示。
专家们指出，中国的人口政策发展到今日显然已到了一个转型关口。中国用25年时间完成了在20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目标。但当控制生育水平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与人口相关的问题却也显露无遗。
专家的注意力几乎不约而同地放在了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上面。
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平均有117个男婴），远远高于103—107的正常值。
“这说明人口群体在性别比例上失去了调整的空间，按照婚龄差距在5岁之间测算，中国婚姻市场将有2000—3000万男性面临婚姻压力，这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学者李建民不无忧虑地提醒。
此前，今年5月新出版的一本叫《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的书，也作出了类似的预测。书中甚至将男女性别比例与安全问题挂钩，并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和印度。据书中所述，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而为了提防“光棍乱国”，政府会考虑将这股“祸水”引向国外：或者通过鼓励年轻男子向外移民；或利用他们为政府的海外军事冒险服务。
尽管许多学者都认为这种猜测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显得荒诞不经，但他们同时承认，根据人口学研究，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持续偏高会给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留下隐患，而这个普遍规律在中国同样适用。
中国政府已然意识到这些挑战并开始了积极应对。今年年初，中国在21个县启动了“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其根本目的便在于提高女孩的地位。7月15日，赵白鸽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在2010年将出生性别比降至正常水平。
专家的另一个担心则来自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到本世纪中叶，将占到1/4。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年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
此前的3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胡锦涛在讲话中，11次提到“持续”发展，6次提到了“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瑟夫·项密曾说：“全球人口在同一列车上，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
这当然也是中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