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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是一种通过市场交换，使供应者完成生产周期和需求者满足自身需要的交易活动。以解构主义的眼光看市场营销，市场就是市场与营销的组合，进一步说就是认识市场和驾驭营销手段的合理结合。其内涵正如其表面词序的排列，先有市场，然后才有营销，市场与营销的关系犹如“皮”与“毛”，所谓“皮之所至，毛之将附”。市场永远是正确的，而且多变，营销手段当然应该相时而动，与时俱进。因此，这就要求供给者不仅以生产商品为目的，而且还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正确的反应，以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着的需求；不仅以满足其需求为目的，还要讲求销售的手段与艺术，激发消费者的欲望，为后续销售铺石开路。
虽然在19世纪之前，经济学是以道德科学的面目出现的，但19世纪中期以后，以英国西尼尔和法国萨伊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已经努力让经济学摆脱价值判断，使其成为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了。从惯性思维出发，市场营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与经济学家本身毫无干系，而是与经济学家开展“经世济国”活动中的“术”和“器”有关。经济学家理应具备基本的科学态度，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把人类行为当做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处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当我国政府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来，经济学界曾经受到的不公与冷落在瞬间便被热闹与喧嚣所替代。在一个出售“思想”的行当里，如何让芸芸众生听到自己的声音，获得最大程度的回报，成了经济学家的当务之急。向阳花木易为春，市场营销也就水到渠成地走出经济学者案头的讲义稿，成为经济学者生存发展的实践工具。
我国的经济学者并非一开始就以营销为立身之本的。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观念的本质是“以产定销”，不存在所谓的自由交换的发育健全的市场。商品（严格说应称为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根本用不着营销。经济学者在这一体制下，从事着经济学研究，不需要为生计而营销。这时的学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涌现出一批有着“独立之人格”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中的典型人物有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岱孙等。他们一直坚持不懈地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构建的理论体系和形成的专业思想赢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赞誉。
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经济学者连自身的生活轨迹都无法选择，更别提营销的自己学术观念了。这里有一个让人唏嘘的例子可以说明。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都堪称伟大的经济学家张培刚，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凭借其在哈佛读书时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尊称，成为中国人在世界经济学领域能够自成体系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个人。国内经济学大家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等都曾写文章表达对张培刚的敬仰之情。张培刚毕业后拒绝张伯伦留他在哈佛任教的邀请，在祖国的召唤下回国，决定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应武汉大学之邀担任该校经济系主任，不料却按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阴差阳错地在华工基建办主任的位置上耗掉大部分青春，随后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长年与专业无缘。而当年和他同时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的萨缪尔森却在继续深入研究，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处在特定时期的英雄可谓生不逢时，透着些无奈的悲凉。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经济转轨进程特别是市场化的加快，使经济学者渊博的经济学理论有了充分实践的平台。一时间，经济学热潮几乎充斥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各个领域，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经济学者们尚未缓过神，就被各种媒体冠以学术精英、理论权威之大名推向求知若渴的市场。这使那些在寂寞环境里呆惯了的学者们充分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尽管一部分学者仍然选择原来的生活，甘于寂寞，继续做公共知识分子；但市场的诱惑也使一部分学者走了出来，从容地享受着辉煌，在杯光酒影中高谈“资本”，指点“财富”。当时的经济学家数量相对于庞大的市场需求很是紧缺，这样，我们就总是能够看到那么几个经济学权威在各个场合发表似曾相识的理论。
感谢那个时期与那个时期的媒体，让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大众受到了经济学普及教育。这一时期，经济学是当时最时髦的词之一，经济学家是当时最受人羡慕与尊敬的人。人们根据其言论对其中赫赫有名的大家冠以“吴市场”、“厉股份”等称谓。以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为例，光头衔他就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中日关系学史学会会长等。随之而来的利益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在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为拥有经济适用房而辛辛苦苦按揭还贷时，厉教授已经提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每一位教授都应当拥有别墅。
经济学界的名利诱惑着有志青年纷纷进来，记得当时各大院校都开设了最热门的经济学类专业，学经济的青年们熙熙攘攘，纷纷挤进“经济学者的生产线”。迅速地，随着大批学成人才走出校园，经济学者的供应从稀缺走向饱和，经济学者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如何让自己的工作被社会承认，进而从社会交换中获利，成了经济学者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
更有一些人怀着远大理想远游西方，以便从世界经济学的先驱那里取回真经。毕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今天的中国经济学者直接从传统文化中得到的遗产少而又少。目前中国的经济学者所运用的经济学理论，从方法、概念到逻辑体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外来成分”居多都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力量─“海归派”。“海归派”以其国际化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验，成为市场“新宠”。中国的“海归派”在引进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从“海归派”来看看经济学者是如何在势变时移的情况下转换角色的：归国创业的民族情绪已经被经济理性所替代，“海归派”成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主力军，而归国创业已成为经济理性考虑和市场利益驱动的产物。社会对“海归派”的仰视和迷信让位于谨慎和理性的选择。不再看重名牌大学的牌子，更多的是对专业对口和实际能力的关注。
事在人为，“海归”学者们也开始将营销理论充分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理论生活，希望借此名利双收。在学术领域遨游的同时，大到上市公司，小到商业公司，经济学家的身影也无处不在，还美其名曰“要素的自由流动”。一些“海归”学者在企业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学术研究专家这三重身份之间游刃有余。
那么，经济学人又是如何借助现代营销手段营销自己的呢？我们来看一个现象。
郎咸平在当今的中国，可谓是“中国人都知道”。他张扬，特立独行，常有惊人论调。有人说他是敢于直言的斗士，也有人说他是“疯子”经济学家。而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曾任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顾问；被股市中小投资者赞誉为“郎监管”；公认的全世界金融学顶级学者。
2000年11月，郎咸平第一次进入内地，在北京大学上课，他戏称此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 2001年5月，郎咸平在内地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德隆系：“类家族企业”中国模式》一文,在业内引起巨大轰动，迅速扬名内地资本市场。从2001年8月到2002年7月，郎咸平在内地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作大鹏证券研究所的顾问。从2001年年初到2003年年底，他担任《新财富》杂志的学术顾问，这是他在内地做的第二个职务。2002年3月到2003年3月，郎咸平担任第一龙浩农业策略控股有限公司（0875.HK）独立董事，在公司管治及适应中国内地市场等方面给予专业意见，报酬大约为6万港币。担任独立董事虽是平生第一次，但这件事被媒体批评较多。此前他曾拒绝多家公司让他担任独立董事的邀请。其间健桥证券又以月薪4万元邀请他出任首席经济学家。短短几年间，他频频出现在中国大陆各大媒体与论坛上，时有惊人之语，知名度与日俱增，不但把那些与他同龄的大陆经济学者抛在后边，其影响力也直追国内老牌经济学家，身价倍增。从3年前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的如日中天，经济学家的“造星”运动的确不同凡响。
长期以来，市场一直在质疑郎咸平是否是在自我炒作。郎咸平也坦陈自己是在自我炒作：“很多人讲过这话，我有没有自我炒作的嫌疑呢？肯定是有的，因为做这么多大公司，肯定是关注的焦点。如果我是现实的经济学家，我希望我的言论能产生影响力，所以我必须得炒作，不然谁会注意我的话呢？因此我特意挑大公司来研究。我从不讳言我不想做小公司：一、我想炒作，真的；二、小公司的资料不好搜集，大公司资料多报道多，容易做出好案例来。这是不得已的选择。炒作是非常重要的，不炒作谁听得到我的声音？商人需要低调，经济学家就是要高调。我肯定要炒作自己。”从攻击德隆到介入仰融案等,还有对TCL、海尔、格林柯尔等知名企业的批评，直到接到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在香港被顾雏军告上法庭。郎咸平善于抓住每个事件迅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从众多经济学者中脱颖而出。
暂且不论其学术理论上的是是非非，郎咸平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很实用、很科学的“自我营销手段”，他完全可以被树立为当今经济学术界“自我营销”的典型。而在他的身后，大大小小的经济学者们各具特色的营销行为也是异彩纷呈。概括起来，一般可以归纳为“三步走”：第一步，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成为其受雇者及“形象大使”；第二步是打通政府这一关，受聘于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第三步，这些经济学家回归本位，以学术研究专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媒体、大学讲台上引经据典，用“缜密”的经济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决策是多么正确。这样，他们不但赢得了公众的绝对信任甚至爱戴，而且赢得了政府、受雇企业及更多对其“青睐有加”的利益集团的信任，为下一轮“三步走”奠定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学者的自我营销下，经济学界空前繁荣。这也引起了学界对经济学家道德问题的争论。
台湾已故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曾说过，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可分为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的发言人。这三种人都同样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他们的文章又都在讨论经济问题，很自然地要把他们都叫经济学家，实则是有显著区别的。
中国不缺经济学家，经济学的显学地位让他们活跃于各个领域。如詹小洪教授的《京城十类经济学人》所描述的那样：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并且其中的一些人能通过“玉泉山上雕文字、皇城根下出思路、三里河边作规划、勤政殿群儒舌战”等途径，对经济决策施加相当的影响。
实事求是地讲，经济学家自我营销本来无可厚非，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营销就像化学反应中的酶，其存在就是促进要素流动的顺利进行。经济学家合理地使用营销手段，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接受和采纳，这也是正常的和值得肯定的。美国经济学家曼昆认为，经济学家应努力“以科学的态度来探讨他们的主题”。但如果为营销而营销，“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就会伤害经济学人和经济学本身。只有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公共言论都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才应该是经济学家不懈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希望，少一点于事无益的炒作，多一点实实在在的争鸣，为经济学者的自身发展考虑，也为了我们所喜爱的经济学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