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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帆
“民意需要有表达的出口，而在那一年的那件事上，我恰好做了这个出口。”乔占祥这样评价自己在2001年间与铁道部那场纠葛中的角色。
然而事实上，他所做的绝不仅此。2001年，他率先就春运票价上浮挑战“铁老大”，虽然最终败诉，但在此之后的2002年初，国家计委主持的铁路春运价格听证会最终成为现实。可以说，是乔占祥状告铁道部的事件，揭开了我国春运价格听证会制度的序幕。与此同时，由他发起的这场“公益诉讼”，历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全套程序，更向消费者展示了维护权益的新途径。
回顾起三年前的这段经历，乔占祥说，在当时的法治环境下，仅凭自己一个小小的律师，铁道部这个行政“老大”能够受理自己提起的行政复议，法院能够受理行政诉讼，能让这件事情进入法律程序，其本身就是一个最大、最意外的胜利。
时年乔占祥35岁，1989年从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石家庄某高校任教，后任石家庄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1998年他在河北交通音乐台主持了一阵法律现场咨询节目，因为主要是为司机们服务，所以他开始对出租、汽运、交通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着重了解，他对记者说，当时他几乎做遍了所有有关的课题，而且对陆路交通方面法律问题变得非常关注与敏感。这一偏好，使他成为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成为偶然中的必然。
2001年的1月，乔占祥要到外地办案。那是一个北方冬天少有的雪大、雾大的天气，这使已经“有车一族”的他只得放弃了开车的念头，好多年不坐火车后就这么偶然地又坐了次火车。可就在这趟车上，他发现乘客们对春运火车票涨价一事议论纷纷。乔占祥告诉记者说，当时他脑海中突然一闪念：“铁老大”说涨价就涨价，于法有何依据？于是，他一出差回来，就开始收集资料仔细研究。
果然，他这么一研究就发现了问题，他认为铁道部于2001年1月4日公布的春运火车票上浮方案，这一行政行为是违法的：
——火车票价不是市场调节价，依据《价格法》第18条、第20条规定，火车票价属于政府定价，铁道部未经国务院批准而擅自涨价是违法的。
——春节是中华民族一年中最重要的团圆节，此时票价上浮，无疑是朝数以亿计的旅客狠宰一刀，而中饱铁路私囊。
——依据《价格法》第23条规定，对火车票票价上浮应举行价格听证会，铁道部在决定上浮方案时没有此程序，其涨价行为是违法的。
——铁道部这次涨价的法律依据是国家计委关于铁路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该批复没有法律依据，未经国务院批准，是不合法的，请求审查并撤销这一批复。
找到法律上的问题后，为形成自己权益受损的事实，乔占祥还购买了2001年1月17日2069次从石家庄到磁县的车票，2001年1月22日2069次从石家庄到邯郸的车票。第一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5元票价，第二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4元票价。
依据这些事实和理由，1月18日，他给铁道部传真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
“铁道部能否受理我的行政复议虽然不好确定，但如果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能否立案就更没有把握了。”乔占祥说。实际上，在铁道部受理他的行政复议前，有专家建议他经由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一过程操作起来显然过于繁琐，令普通人诉讼不起。“而且，当时自己除了一点来自媒体报道的材料，手头一点证据都没有，到铁道部去取证基本上是不可能。而提行政复议，举证责任在铁道部，这样也可为自己日后提起诉讼摸一些情况。”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对省、部级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复议的，复议机关仍是该部门，乔占祥说，这是典型的从制度设计上就将裁判员与运动员集于一身。
因此，他说，发出这份传真时，他心里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他曾打电话给铁道部询问，有关工作人员仅告诉他收到传真。可没想到，四天后的1月22日，铁道部就给他发出了《受理通知书》。据说，这是2001年铁道部受理的第一起行政复议申请，也是中国公民第一次通过法律程序就春运火车票涨价作出的正式质疑。乔占祥告诉记者，据他事后了解，当时铁道路接到他的复议申请后，内部争议很大，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予受理，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抽象的行政行为是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可是，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即使涨价行为算是抽象行政行为，但新修改的行政复议法也规定对红头文件可以申请复议。
然而，事后来看，铁道部的受理只是乔占祥为此投入一年多精力的开端，他说，“当时的社会环境注定了这件事只能成功地走到这一步，最终的结果其实不需要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3月19日，乔占祥收到铁道部200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传真件，21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正式文本，铁道部作出维持其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的决定。
乔占祥随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最终获得立案。乔占祥对记者说，法院能受理这个案子，接下这个难题，对其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假如他们判铁道部败诉，那么将承担着法律与政治上的风险，而维持复议决定，社会效果又将大打折扣。这也是一种博弈。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法院选择后者的可能性会更大。
即使如此，7月3日，在乔占祥状告铁道部一案的开庭现场，原、被告双方以及第三人针锋相对辩论激烈，使旁听者得以“大开眼界”。
开庭当天上午8时许，负责开庭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待室便挤满了前来办理旁听证的人，其中包括铁道部的内部员工、乔占祥的陪同律师、全国10余家媒体的记者以及一些关心此案的市民。审判从上午9时15分开始，近40个座位的旁听席座无虚席，原告与被告以及第三人的人数比例为1比5。独自一人占了整个原告席的乔占祥律师与对面一字排开的5名诉讼对手相比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但当时旁听了庭审的一位记者回忆，乔占祥在发言及辩论中毫无胆怯，侃侃而谈，让人印象深刻。
一审判决乔占祥败诉。乔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铁道部的通知是向主管部门上报了具体通知方案并得到批准之后所做的。在价格法配套措施出台前，铁道部价格上浮行为并无不当之处，遂依法驳回乔占祥的上诉请求，维持第一审判决。
官司输在乔占祥的意料之中，官司热却在他的想像之外。
乔占祥说，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媒体、舆论的力量会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他行动的初始，并没有想到要借助舆论的力量。只是铁道部受理了行政复议后在一次朋友的聚餐时，他提起此事，被在场的一位燕赵都市报的记者听到，立即向报社老总汇报，当夜赶写稿件，第二天就见报。之后，全国各地的媒体蜂拥而来，轰动由此产生。
媒体寻找新闻或许还有出于职业的目的，更让乔占祥感受深刻的是来自社会上民众的关心与支持。写信、发邮件、登门支援的大有人在。其中帮助最大的，一位是给他提供国家计委批复复印件的人，乔说，这个文件意味着铁路涨价依据何来的问题，没有它，他根本不可能知道国家计委是如何批复的，也就不可能提起行政复议。而这位提供材料者可以肯定是国家计委内部的一个人，但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还有一位是一个铁路运输学校的老教授，他为乔占祥提供了铁路系统体制、收入等一手的资料，而这些内情是系统外部的人很难掌握的。此外北京大学的一位老法学教授，也通过他的研究生打电话给乔占祥，支持他起诉。还有一起与他思谋打算的律师界同仁……
虽然最终输掉了官司，甚至连第二年铁道部举行的价格听证会都无缘参加，但之后中国听证制度的进展还是让乔占祥备欣慰。乔占祥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行政部门对民间呼声的回应程度、时效性还是质量都在提高，不再是过去的置之不理或不敢表态。听证作为民间与决策者之间互动的一个程序，由过去只是一种观念，一个口号，正变得现实起来。
2003年，乔占祥来到北京继续做律师。他说现在他接的很多案件都与拆迁有关，如何促进把听证制度引入拆迁征地的过程中，正是他思考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