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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一段时间里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对于人民币升值与加大浮动的猜测不断，各种传言依然预期人民币升值，但多数认为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国内人民币汇率相对一致的观点继续形成对人民币相对稳定的基础支持。尤其是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对人民币继续保持合理、均衡机制的论点，进一步形成人民币相对稳定的信心心理依托。
我国政府再度重申了人民币继续稳定的政策，并突出了逐渐完善与健全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保持合理、均衡水平，表明我国将会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性抉择与方针，并且也适宜国际环境的变化。同时明显强化的银行体系改革开放的重点，更是人民币稳定以及开放的必要前提与保障。作为一个处于发展积累中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不仅要有发展与增长，更应防范与规避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更为重要。
一、人民币汇率面临两难的风险与挑战
近期伴随美国经济矛盾的集中而突出，尤其是其经济基本面的不景气状况，美国政府与企业要求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逐渐加重。但是从我国实际状况和国际环境变化看，我国汇率机制和价值变化面临两点不宜。
首先是国际环境波动中的投机风险不宜我国汇率变动。
目前美日政府虽然有所缓解压制人民币升值言论，但是依然强调汇率机制市场化和浮动、弹性的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集中到汇率机制问题上，进而要求我国或发展中国家改革汇率制度，本意依然在于货币升值。美国和日本经济尽管出现复苏的利好迹象与环境，但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为各自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需求的目的，双方不断转变手法，继续指责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其目的各有不同，各自经济状况和国际条件的差异，使各自目标有所差异。日本基于经济复苏和状况的改观，从对人民币引领的指责到逐渐淡化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其本意在于“嫉妒”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上升，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加快中经济区域化的强化，我国在亚洲经济、金融和贸易合作交流中凸显重要作用，进而有所弱化日本大国地位；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广大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差异，其更倾向于全球化的发展，以显示自身的实力与地位，发挥经济金融优势。因此，日本对于人民币的指责，更多处于国际环境，特别是地区压力下的一种竞争需求。特别是亚洲区域化加快步伐的特殊条件下，日本地位与作用的考虑。而人民币升值本身对日本经济无大的作用与影响，且对日本在中国的较多投资形成潜在的冲击，日本在华企业已经表示希望人民币稳定，以利于在华投资的稳健经营。
从美国角度看，其经济增长不确定中，政策和环境空间的矛盾性十分突出，双赤字的出现不仅使美国政策协调面临困境，更重要的严重打击投资信心，特别是我国投资吸引力的上升，对美国经济复苏资金需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美国加入日本行列，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并不断加剧这一话题层面。美国对于人民币的指责依然集中于经济，突出在就业压力和贸易问题。而人民币升值无论对于美国贸易或就业，都不会有所促进。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的22%，并非是人民币升值可以解决美国5000多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而从美国经济贸易结构看，贸易逆差在一定时期或一定程度上，不仅加大全球对美国的依存，使美国经济贸易的主导凸显；更何况美国贸易逆差已经是持续了25年之久的老问题，并非新问题，无论如何难以人民币联系在一起。而从就业问题看，美国则难以强加于别国汇率问题，主因在于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所致，尤其是新旧经济转换中必然出现的产业与行业调整矛盾，是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政策问题，而与他国货币价值无相关，更无道理可言。由于主要经济体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之金融战略策略博弈的激烈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投机因素的推波助澜显得突出，价格、产品和地域的交错矛盾和不稳定心理，使得欧元和日元难以达到年初预期的水平，黄金和石油交错上涨强化，股市景气有所打压等等，刺激和加大对冲基金的投机炒作，而此时我国如果改变或转换币值或机制，将会顺应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利于人民币稳定的投资信心，反之将进一步形成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打击。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起因的汇率机制转变时机教训值得借鉴。
其次是国内条件改革中的挑战压力不宜我国货币升值
汇率的变动受制于经济发展的状况、金融调控水准以及配套政策举措环境的配合与支持；汇率的稳定可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则制约经济。尤其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本国经济发展对外部条件依赖较强，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大，外资投入过快过多的国家和地区，汇率的变动对该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越大。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都证明，对外资依赖过多，且短期资金比例过大，导致汇率大幅下降，市场信心不足，进而直接冲击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政府要制定合理的汇率机制，充分运用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服务。而目前我国从国情——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国力——金融条件的匹配程度；条件——经济实力与金融能力；时机——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都不具备人民币调整或改革，相对稳定的汇率取向则是最佳选择与应对，也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程度的需求。如果超越国情贸然屈于外来压力，任人民币升值或浮动，将会产生极大的混乱或者危机，后果将不堪设想，墨西哥、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不切实的汇率变动恶果，已经可以验证和说明一切。
尤其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继续处于调控与观察状态，经济基本面依然较为乐观，主要在于工业生产继续增长、投资增长放缓、消费需求趋旺、各类价格指标相对稳定略有升、金融运行健康平稳；然而经济压力依然继续存在，基本面的形势继续呈现略有过热的态势，其中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继续高企，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生产领域增长状况继续持续，主要产业的增长潜力依然明显；尤其是经济结构性问题与矛盾继续处于调整与改革之中，国内外普遍关心的行业、产业增长水平依然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态势；伴随国际石油价格连续走高，不仅突破50美元历史价位，更进一步上涨到55美元高水平，进而使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性压力与挑战愈加严重。尤其是当前国内外的关注与研究一直将我国基础工业的资源需求的增长状况，看作是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这不仅使我国经济阶段性发展和经济改革进程备受国内外的关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我国经济结构性压力，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人民币话题背后的直接严峻压力或挑战在于银行效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金融危机，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成为困扰和束缚许多国家和地区金融业发展的桎梏。回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动荡、2001年的阿根廷问题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表象是货币问题，实质则与银行的效率与作用紧密关联。亚洲金融危机扩散的严重之一，就在于银行危机的冲击，其中银行不良贷款是引起银行、企业以及政府复杂关系的重要诱因，同时也直接导致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效率和盈利水平。而拉美国家相对短暂而相对冲击较弱的金融问题，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银行体系的相对稳健保障性，不良贷款的相对缓和，尤其是资本充足率与盈利效益的支持。因此，从国际经验教训看，我国国有银行乃至其他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并非一件小事，其对金融改革，特别是银行改革具有牵制与影响，进而也直接影响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银行资本金充足率问题以及国有银行上市问题，是紧密连带的不同环节。我国银行体系结构上的差异已经更加明显的显露出来。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除体制、机制上短期难以改变的差异外，当前最直接的较量与竞争差异则突出在效率结果上；其中包括：（1）金融服务效率的不同。（2）银行服务产品与手段的不同。（3）管理体制与考核机制的不同。我国三年多入世后的金融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改革“有声无动”，使国有银行的实力或效益已经制约自身乃至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成为我国银行拓展业务、发展客户与国外同行竞争的不利因素；而我国股份制银行相对体制机制上公平、透明和灵活，已经加大与国有银行市场、客户与资源的竞争；相比较国有商业银行政府色彩的难以摆脱，官僚与形式主义的严重存在，金融效益的弱化已经对其市场份额、经营优势以及员工素质形成挑战，并且必将是人民币改革不配套的重要关注因素之一，也是人民币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国内金融改革气候的需要。
二、人民币汇率机制完善与开放的设想
汇率机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实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杠杆，体现着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一国的经济实力，它直接影响着一国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平衡。汇率机制同经济发展模式一样，各国不可能都用相同的汇率机制，而应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有效合理的汇率机制。从短期看，一种汇率机制的行之有效，不仅要适应本国贸易和金融市场的需要，而且还要注重保护本币少受冲击，适时调整和不断完善；从长期看，一种汇率机制的切实可行，要随国际经济的变化和金融条件的转变而调整，一成不变的机制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汇率机制要视情况而变，视情况而动。在付诸实施汇率机制的过程中，汇率的变动也是在所难免的，汇率的升降应通盘衡量其利弊，以使汇率机制始终处于顺畅运行，而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或将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形成较稳定的汇率机制，以适应经济全面发展状况的需要。国际环境的变数是人民币开放时机不适宜的重要因素，更何况我国经济基础与实效尚未具有充实的条件应对外围的冲击或影响。如利率对汇率有比较大的影响，而中国目前的利率没有市场化，人民币升值在国际利率上升区间客观上为套利资本的进入提供了空间。再有就是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相对来说这是一条比较漫长的道路，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表，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处于一个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过程，政府导向或政策干预都非常强，一旦人民币升值，而其他方面的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又没有跟上，我国经济因此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货币汇率制度的形成和完善需要国家经济基础和社会财富效应的支持，更需要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的稳固。设想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国民财富贫乏、政治与社会动荡的状况，可以维持货币稳定或开放吗？美元强劲以及相对灵活策略源于其经济发达程度、经济实力和金融体系的透明度与开放性；欧元问世是其经济与市场基本融合和均衡的恰倒好处，基础健全和发达是一个基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地位与作用的主导或依附状况，则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规模和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尤其是银行体系的健全或完善，形成对货币汇率结算、交易、储备等多层面的保障性。应该看到的现实是，发达国家经济模式依然是主导或影响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的模块，尤其是金融自由开放的框架或体系继续沿袭发达国家的过程与方式，而实际上全球经济或国家经济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货币单纯就贸易或交换意义的作用已经延展至经济生活全部，甚至连接政治生活之中。更何况当今经济生活或金融表现中更家突出信心心理的影响作用，市场有时脱离经济基本面和宏观前景的走势，主要因素就在于实体经济影响暂时弱化虚拟心理的作用。美元变化基点在经济，但失业或投资，乃至当今突出的地缘政治都是对美元价格具有重要影响的信心心理因素。因此，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发展面临较为复杂的国内外变化与更新，更不能仅从数据或模型去探讨或分析问题，应在数据模型上加上心理作用和特殊环境的考虑，我国一国两制的现实状况也需要综合考虑与把握。短期看，依据时机条件增加货币弹性是首先应考虑的举措，以增加市场调节的气候，并可以为人民币走向自由化或浮动化作预备动作，也可以缓解或“对付”西方升值或机制问题的指责，但扩大弹性的幅度应随着国内外环境适时推出或调整。中期看，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应逐渐形成，其中应包括经济基础积累充裕，财富效应均衡稳固以及规则制度明确透明，使人民币开放的市场与制度层面健全。长期看，人民币应实现自由兑换的国际化货币，并且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与国际市场融合协调的价格指标，适宜国内经济金融需求的适当水准。人民币逐步、稳定、灵活、均衡、合理的改革应以促进经济、稳定金融为综合目标，协调发展与改革。
1、短期应对策略：应强化国际协调与国内调整——面对主要货币贬值可能加重趋势，我国应努力规避可能出现的局面，以国际环境为依托，呼吁主要货币当局以全球和区域利益为重，谨慎驾驭货币政策，制止货币恶性贬值的发展。
2、中期应对规划：应规范贸易产品质量与贸易国际化水准——面对入世的竞争与挑战，我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将是全新与国际融合的趋势，而贸易结构与水准的要求与突破将更为突出。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状态，应面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与规则采取较大力度和较快速度的改革与调整。在贸易结构与产品质量上思考应对国际贸易竞争，应重视贸易产品附加值的含量与比率，即努力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从而促进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产生质量的跃进。同时，面对国际货币格局的变化，我国应及时调整储备结构，以利于规避风险，并形成对贸易结构和改革的支持。
3、长期应对方向：应调整贸易发展方向与贸易结构取向——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应从长远利益考虑综合全面改革体制和机制上与国际化不规范和不和谐的方面，在投资、贸易发展方向上应多元化和全方位，在贸易结构上应突出高新技术型产品，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品牌，并改变国内企业自相竞争的矛盾与状况，形成高品质、高质量、高效益的贸易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