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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边界
迷信制度的经济学家或许认为腐败是制度不健全或监管不力的结果，崇尚道德净化的社会学家或许会相信清除腐败有赖于官员们的自我约束或“高薪养廉”，但是，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点，都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在某个政府管制的经济领域——比如房地产业内行政权力的寻租和越位。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W. Vishny)在其合著的《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一书中，详细研究了在各种社会经济型态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模型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腐败的根源。这种“掠夺之手”模型的理论出发点是，很多管理的实施目的其实是为了增加政治家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反腐败而言，放松管制和自由化远比在官僚体制内增加激励和进行人事选择更重要；至于有些在所难免的管制，则应该使得官员个人在行使权力时的随意性越少越好。
所以，两位经济学家认为：“腐败并不是道德败坏才出现的结果，而是政府的掠夺之手普遍而自然的运行结果。”只要存在管制，存在行政审批和许可，被赋予权力的官员就有被行贿的可能。
必须注意的是，除了在合法制度下官员个人进行谋私的可能外，作为官员利益集合的政府，也会倾向于获取更多的收益。比如，因为政府垄断土地供应源，具有绝对的定价权利，当市场对土地的需求量增加时，政府难免会人为地抬高地价。
“经营性土地招拍挂不等于土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也不能反映土地的真实价格，原因很简单，因为土地源头的垄断是非市场化的。”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近日撰文指出，“如果土地市场中有除政府垄断之外的土地供给者同时在市场中与政府的土地供给形成竞争时，才能称为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出于行政压力或调节市场供需的良好愿望而不抬高地价，但现行的招拍挂政策仍然会产生价高者得之的结果，因此，地价仍然会居高不下。
而且，更重要的是，简单地供求曲线并不能解决地价上涨的问题，即在价高时得到需求量下降的结果。因为开发商会将土地成本增加的部分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最终是由消费承担了房价上涨的后果。
“我们承认凯恩斯所证明的市场会在短期内失灵，政府有权以公利代表的身份出面对市场进行干预并重返市场，但其前提是市场在由亚当.斯密所发现的‘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而不是市场本来就在由政府那只并不太干净之手所操纵。”任志强说。
因此，所有问题的解决最终指向了政府自身的行政边界问题。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是否应当扮演土地经营者的角色？政府自身的利益诉求是正当和合法的吗？如何限制政府自身的行政作为，恐怕比考虑如何进一步干预市场更重要。
